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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好奇地打量餐馆里的装饰灯和素不相识的顾客。 而且他们并不介意。 帕特里克曾对她说,他刚到圣保罗时经常很兴奋,因为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她坐在餐馆里,希望自己是利厄·皮雷斯而不是伊娃·米兰达。 她开始在邦德街购物。起初她买了一些必需品——内衣和香水——但不多时她便选购了一大堆名牌商品,而且不计较价格。现在她是非常富有的女人。 本来事情比较简单,也肯定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只需等到9点钟他们上班时进行逮捕。然而他们的上班时间捉摸不透。其中一位,拉普利,还难得离开家。 于是,逮捕者选择了拂晓行动。万一他们遭到惊吓,在家人面前蒙受羞辱,那也没办法。万一邻居来看热闹,那也只得听其自然。最好逮捕时他们还在睡觉或冲淋裕查尔斯·博根穿着睡衣开了门。当他熟悉的一位联邦执法官掏出手铐时,他开始流泪。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异,所以至少减少了他一些羞耻感。 杜格·维特拉诺的妻子刚一开门就变了脸。她当着两个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面,砰地把门一关,跑上楼去通知正在冲淋浴的丈夫。他们只得耐心等待。幸亏几个孩子还在熟睡,没有看见维特拉诺被戴上手铐,推进汽车。他妻子穿着睡衣站在门前台阶上,一边咒骂一边哭泣。 像往常一样,吉米·哈瓦拉克睡前喝了个酷四大醉。按门铃无济于事。他们只得呆在门前车道,用移动电话叫醒他。终于他醒过来,被带走了。 拂晓时,伊桑·拉普利还在阁楼写辩护状。他已忘记了白天、黑夜和时间,自然也没听见楼下的敲门声。他妻子醒了,爬上楼传递坏消息。不过她首先藏好了他的枪。这支枪,他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他拿袜子时曾找了两次。但他没有问妻子。他担心她会告诉他藏枪之处。 博根这个法律事务所是另一位律师创办的。13年前,该律师经参议员奈先生提名,晋升为联邦法官。他一走,事务所便交给了博根。如今博根等人和五个在位的联邦法官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毫不奇怪,四个合伙人还未来得及在狱中会面,有关者家中的电话铃就响了。8点半钟,他们被分别用汽车送到比洛克西联邦法院,接受那位关系最亲近的联邦法官仓促安排的听审。 对于博根走后门的神速,卡特颇感恼怒。虽说他不指望四个人呆在狱中等待对他们的审判,但也不能接受一个联邦法官刚起床就听市这一事实。于是他把消息透露给当地报纸,接着又透露给电视台。 有关文件已准备好,并由法官迅速签字。四个人自由自在地出了法院。他们步行三个街区去自己的办公室。路上一位笨拙的高个子摄影记者和一位稚嫩的新闻记者紧追不舍。该新闻记者不知事情原委,但被告知十分重要。他们板着面孔,说无可奉告。就这样,他们一直走进维厄马奇办公楼,锁上了大门。 查尔斯·博根径直给参议员打电话。 不到两小时,帕特里克推荐的私人侦探就用电话查明了那个女人的情况。她住在默里迪恩。那地方在比洛克西东北边,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她名叫迪纳·波斯特尔,眼下在城郊一家崭新的方便店里卖熟食,并兼做收银员。 桑迪找到那家方便店,进了门。他假装对一货架刚出炉的油煎鸡胸和炸土豆感兴趣,眼睛偷偷地打量正在柜台后忙碌的营业员。一位大嗓门、花白头发的矮胖女人引起了他的注目。像所有的雇员一样,她穿着红白条子的衬衫。当她离得很近时,桑迪看了看她胸前的姓名牌。上面写着迪纳。 为了不引起猜疑,桑迪穿着牛仔裤和蓝色上衣,没系领带。 “你需要什么?”迪纳笑着问。 此时将近上午10点,离吃炸土豆的时间太早。 “请给我一大杯咖啡。”桑迪说着,也笑了笑。她的眼里闪着感兴趣的目光。迪纳喜欢有人向她调情。在收银机旁,她迎接他。桑迪没有给她钱,而是给了一张名片。 她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了。对于一个已经抚养了三个少年犯的女人来说,这种令人惊讶的举止只意味着麻烦。“1美元20美分。”她边说边掀收银机按钮,并偷偷地朝柜台后面看了一眼,唯恐有人察觉。 “我有好事告诉你。”桑迪说着,伸手去取钱。 “你想干什么?”她几乎是屏住气说。 “占用你10分钟时间。我在那边餐桌等你。” “可是你想干什么?”她接过钱,找给他零头。 “请赏光。你不会白白浪费这些时间的。” 她喜欢男人,而且桑迪长得不错,穿戴比多数顾客好得多。她翻了翻烤肉器上的鸡块,又沏了些咖啡,然后对主管说,她要离开一会儿。 桑迪坐在小餐室的一张桌子旁边耐心等候,身后是啤酒冷却器和制冰机。“谢谢。”她坐下后,他说。 迪纳四十几岁,圆脸,抹了些淡妆。 “你是新奥尔良的律师?”她问。 “是的。不知你有没有从报上看到或听说这样一个案子。在沿海地区他们逮住了一个偷了巨款的律师。” 不等他继续往下说,她便摇头。“我从来不看报,亲爱的。每周我在这里干60个小时,家里还有两个出世不久的孙子。我丈夫在看管他们。他的背部有残疾。我从不看报,从不看电视,只知上班干活,下班洗尿布。” 桑迪几乎后悔问了那些话,多么令人沮丧的情景! 他尽可能简洁地叙述了帕特里克的经历。起初她觉得有趣,但快到结尾时她的兴趣逐渐减退。 “这样的人应该处以死刑。”她插话。 “他没有杀人。” “可你说他的汽车里有人的残海” “那残骸原本是死尸。” “他先前杀死了一个人?” “不,他只是偷了一具死尸放在汽车里。” “嗯。瞧,我得回去干活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偷的尸体是你的祖父克洛维斯·古德曼。” 她的脑袋顿时开了窍。“他烧了克洛维斯!” 桑迪点点头。 她觑起细眼,竭力理顺自己的思路。“这是为什么?”她问。 “他得制造死亡的假象。” “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克洛维斯?” “他是克洛维斯的律师和朋友。” “很不错的朋友?” “是的。要知道,我不可能把一切都讲得很明白。 这事是四年前发生的,离开你和我都很遥远。” 她用一只手的手指轻叩桌子,同时咬着另一只手的指甲。似乎这个坐在对面的律师很精明,哭哭闹闹是无济于事的。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她心里没有底。还是让他先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毁厂是重罪。” “应该这样。” “而且可以根据民法有关条例提出起诉。这就意味着克洛维斯·古德曼的家属可以控告我的委托人犯有毁尸罪。” 哦,是的。她不由得挺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接着她笑了笑,说:“我明白了。” 桑迪也笑了笑。“因为这样,我才来这里。我的委托人希望同克洛维斯的家属悄悄达成协议。” “家属是哪些人?” “现在还活着的配偶、子女和他们的子女。” “看来我就是家属。” “你的哥哥呢?” “死了。两年前卢瑟死了。酗酒,吸毒。” “那么你是唯一有权控告他的人。” “多少钱?”她控制不住,脱口而出。随后她为自己这句话感到尴尬。 桑迪倾身向前。“我们准备给你2.5万美元。马上就给。支票在我口袋里。” 她也正在把身子凑上前。听到钱数,她猛地一愣,眼眶里出现泪珠,下唇在颤抖。“啊,天哪。”她说。 桑迪环顾四周。“真的,给你2.5万美元。” 她从桌上的纸巾筒里扯下一截纸巾,不料碰翻了调味瓶。她揩干眼泪,又换了鼻涕。桑迪仍在扫视周围,看有没有人注意他们。 “全归我?”她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她的嗓音低沉、沙哑,呼吸急促。 “是的,全归你。” 她又擦拭眼睛,然后说:“我需要喝杯可乐。” 迪纳默默地喝着一大杯可乐。桑迪一面呢饮劣质咖啡,一面注视来去的顾客。他并不着急。 “我想了想,”终于她开了口,恢复了镇静,“既然你找上门,很爽气地说给我2.5万美元,那么实际愿意给的数字也许不止这么多。” “我是不准备讨价还价的。” “我要是告状,也许对你的委托人不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陪审团会根据我的证词认定你的委托人是为了窃取90O0万巨款而焚烧克洛维斯的尸体。” 桑迪呷了口咖啡,点了点头。他不得不佩服她的领悟力。 “我要是替自己找个律师,也许得到的钱多得多。” “这是可能的,不过打官司也许得花五年时间。 此外,你还有其他不利条件。” “什么不利条件?”她问。 “你和克洛维斯的来往不密切。” “也许是这样。” “还有,你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葬礼?这在陪审团面前是很难说得通的。要知道,迪纳,我是来和你协商的。如果你不愿意协商,我马上开车回新奥尔良。” “你最多可以出多少钱?” “5万美元。” “成交。”她把自己沾有可乐液体的粗壮右手伸了出来,紧紧握住了桑迪的手。 桑迪从口袋掏出一张空白支票,在上面填写了5万美元的数字。接着,他又掏出两份文件。一份是简短的协议书。另一份是迪纳给地方检察官的信。 两份文件很快签好了字。 终于,博卡运河边有了动静。只见那位瑞典姑娘匆匆把行李放进阿历西亚那辆汽车的行李箱,然后,驱车箭一般地离去。他们跟踪她到迈阿密国际机常在那里,她等了两个小时,登上了去法兰克福的飞机。 他们将在法兰克福等待。他们将继续耐心监视,直至她犯错误。然后他们就能找到阿历西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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