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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的委托人是去杰克逊走亲访友，用不着那么匆忙。 “而那辆平板卡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所雇请的事故分析人认为，当时的实际车速是每小时75英里。 这种分析当然对我们极为不利。任何陪审团都会对超过规定车速20英里皱眉头的。我们找到了现场第二个或第三个目击者作证人。他是个老头，名叫克洛维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么样？”桑迪间。 “还能看东西，但视力多少受影响。他依然在开车。那天他驾驶着1968年出厂的雪佛兰牌轻型货车在公路上行进时，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旁边超了车。 然后，等他翻过下一个坡，正好看见事故发生。克洛维斯是个心肠很软的老头。他一人独居，亲属多年没有来往。这场可怕的事故令他大为震惊。他想帮助受害者，后来见插不上手，就离开了。回家后他未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后来他告诉我，整整一星期他没睡好觉。 “当时，我们听说后面又来了几辆车，其中一位车主还录下了事故现常救护车、警车、消防车都来了。交通堵塞，车辆排成了长龙。人们感到厌烦。嘿，这一切全录了下来。于是我们借来了录像带。一位律师助理反复观看，记下了画面上所有的汽车牌照号码。然后他据此找到车主，看其中有无证人。正是这样，我们找到了克洛维斯。他说，事实上他目击了车祸发生，但是一谈就恶心。我问能不能去他家拜访，他说可以。 “克洛维斯住在威金斯郊区一幢很小的木板房里，这幢房子是战前他和妻子盖起来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这样。那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两个孙辈。一个住在加州，另一个住在哈蒂斯堡附近。两人都和他很久没有见面。这些情况我是在和他的闲谈中获知的。克洛维斯是个孤寡老头，开始免不了要发几句牢骚，好像他不相信律师，不愿浪费时间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时候，他就给我烧水冲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们坐在他家阳台的摇椅上，天南海北地乱扯，就是不谈那场车祸。幸亏那天是星期六，我赔得起时间，不用担心办公室有事。他很健谈，大萧条时期、战争，都是他喜欢谈的话题。谈了几个小时后，我忍不住提起那场车祸，他顿时不吭声了，现出痛苦的样子。他轻声告诉我，他还是一想起这件事就恶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况，但眼下说不出口。 我问死者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他的车速是多少。他说自己开车以来不会超过每小时50英里。我要求他对死者的车速作个估计，他只是摇摇头。 “两天之后，我又顺道去拜访他。那时已到了下午时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阳台，听他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不一会到了6点钟，他说饿了，进而说喜欢吃的鱼，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时单身一人，毫无牵挂，就和他走了。当然我开车，他在旁边吹牛。6元钱一条的炸站鱼，我们要了一大盘。克洛维斯细吞慢嚼，鼻尖几乎埋进的鱼堆。账单来了，他装作没看见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过了10分钟。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说话。我心想要是能让克洛维斯出庭作证，花点钱也应该。终于我们离开了。在驱车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说需要喝杯啤酒，好继续同我交谈。当时我们正好在一家乡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车，他一动不动。于是我又掏钱买了啤酒。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赶路。他说希望带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并不远，他对我说。我们驱车走了一条县级公路又一条县级公路。20分钟之后，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维斯对这一带也不很熟。他说还需要喝啤酒，目的依旧是为了同我交谈。我向那家商店里的人问了路，两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这里，忽而指指那里。终于我们找到了汉考克县尼开期克罗辛镇。刚喘口气，他让我把车掉头，说这里不像他的童年生长地。于是我又买啤酒，又向商店里的人问路。 “快到他家时，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开始请他回答有关车祸的提问。他说现在谈这事他还会觉得难受。我扶他进屋，他霍地倒在沙发上，旋即鼾声大作。此时差不多是半夜。就这样，我陪他过了一个来月，时而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时而去吃炸站鱼，时而去公路兜风。那家保险公司的赔偿最多可达200万美元。我们付出这些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到这时克洛维斯的证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他本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让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别人向他打听车祸的情况，因而我必须抢在保险公司的人之前从他那里把情况摸清。” “他过了多久才把情况告诉你？”桑迪问。 “大概四五个月。终于，我开始催他回答我的提问了。我告诉他，那场官司已到了关键时刻，非得向他打听车祸发生的情况。他说乐意回答我的提问。我问他，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是多少。他说肯定是很快的。因为车里的人血流满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水盈眶。过了几分钟，我又问：‘克洛维斯，那辆汽车从你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究竟是多少？’他说肯定要帮那一家子。我说那一家子肯定要对此感激不荆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认为车速是多少？’“我说，依我看车速是每小时55英里左右。克洛维斯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数，每小时55英里。’” 我开车的时速是50英里，他们比我快一点。“我们上了法庭。克洛维斯·古德曼极其出色地作了证。他年龄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说话完全可信。陪审团没有理睬一切凭空的事故分析，依据克洛维斯的证词进行了裁决。那家保险公司赔偿了230万美元。” “我们继续来往。我为他立了遗嘱。他的财产不多，仅有房子、6英亩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后，将变卖一切家产的钱捐献给联邦女儿会。遗嘱里没有提到任何亲属的名字。加州的孙子已离开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孙女自中学毕业后再也没和他联系过。那时他收到过她一封邀请信，但他既没有去也没有守礼物。他几乎不提及两个孙辈。不过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有某种联系。”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杰克逊，总要设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带他去餐馆吃炸站鱼，然后在公路上兜凤。几杯啤酒一下肚，他就开始讲述从前的故事。一天，我带他去钓鱼。我们两人在船上呆了八个小时。我从没那样开心过。”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点死去。这吓坏了他。我们一道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将一部分钱捐给当地教会，其余的给联邦女儿会。他选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声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办法延续生命。他表示赞同，并坚持指定我为执行人，当然事先得和他的医生商量。克洛维斯仇恨养老院，仇恨孤独，仇恨生活。他说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同在，乐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答应给他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合我毁尸罪。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 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是花钱买自由。除了你，大家都会为神圣的法律遭亵读感到不快。” “也许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过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耻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衰落。” “谁让帕里什急急忙忙抛出一级谋杀的指控？他本来可以等一两个星期。没人叫他向新闻界宣布。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 “我对他也没有同情。不过这样很难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么我减低一点难度。我将承认自己毁厂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审判，承认有罪，交付罚款，让帕里什获得已将我定罪的声誉，但实际上我脱了身。” “你将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谁会在乎一个有点小过失的人？” “克洛维斯不希望举行葬礼。因为他知道，没人会来。我们将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个公墓里。我到了常教堂里的三个老寡妇也到了常她们哭泣着为他送别。在过去的50年里，对于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们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师也到了常他拖了五个老年执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两位乡邻，总共有12个人。在短暂的仪式之后，克洛维斯长眠于地下。” “他的棺材很轻，是吗？”桑迪问。 “是的。” “克洛维斯在哪里？” “他的灵魂在和圣徒同乐。” “我是问他的尸体在哪里。” “在我的小屋的冰柜里。” “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我没杀任何人，桑迪。克洛维斯的尸体焚烧时，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赞美诗呢。我想他不会介意的。” “你干什么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坐在床沿，双脚悬离地面。他没有吭声。 桑迪走了几步，然后倚着墙壁。刚才他获知自己的朋友没有杀人只是稍感宽慰，因为焚烧死尸差不多是同样令人反感的行为。 “你接着往下说吧。”桑迪说，“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详细安排。” “是的，因为我有充裕的思考时间。” “说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里有不得盗墓的规定，但这条并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挖开克洛维斯的坟墓，而是将他的尸体从棺材里偷了出来。该州刑法还规定，不得毁尸碎尸。这是帕里什可以纠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毁尸碎尸属于重罪，可判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假如他们只能以此定罪，帕里什会竭力争取判我监禁一年。” “他不可能让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过我。但还有个能不能办到的问题。他并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维斯的尸体，除非我告诉他。不过我必须告诉他，以便他放弃谋杀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诉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证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毁尸，又让我在法庭作证。他将被迫告我犯有什么罪，因为正如你说，他不可能让我一走了之。尽管他要告我，却不能将我定罪。因为我是唯一的证人，他无法证明被焚烧的是克洛维斯的尸体。” “帕里什遭受的压力很重。” “是的，联邦指控已经撤销了。我们一扔下这颗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么说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们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你还剩多少钱？” “几百万。我需要离开这里，桑迪。我需要过另一种生活。” 一位护士闯了进来，啪地扭亮了电灯。“11点钟了，帕蒂。探视时间已过。”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吗，亲爱的？” “我很好。” “需要什么？” “不需要，谢谢。” 她如同来的时候那样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说。 帕特里克耸耸肩。 “亲爱的？” 他又耸耸肩。 桑迪走到门边，又想起一件事。“还有个小问题。 你把汽车开到沟里去的时候，克洛维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像往常一样，我用安全带把他拴在旁边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两腿之间放了一瓶啤酒，衷心为他祝福。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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