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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公主号已经爆炸了！” 比提向前弯下身去，他的语气平静，但大声地盖过炮火声吼着说： “贝克，我们这艘破船今天似乎有点问题。转向两点钟方向，靠近敌人的船。” 之后的景象就像平常在加菲猫和古托狗漫画里看到的一样。他跳下马背，冲过火车站，然后用身体挡住子弹。正当这个时刻他吸入最后的一口气，警察署长过来在他被打开的胸口上挂上一面奖牌，并解开一卷类似羊皮纸的卷轴，卷着他的舌头说： “你已经被升为国家委员，薪水变成B3等级。” 总统在月台上蟋成一团，头上还戴着他的帽子，然后一阵烧灼的痛楚刺痛了他，然后他就睁开眼睛。 他躺在自己的床上，整个人浸在汗水中。那些回锅梦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一回古托狗看起来像是前巡逻员艾瑞克森；总统加菲猫则像个优雅、古老的绅士；警察署长还是警察署长。而比提则如一九一九年在比斯马克时一样，被月桂树花圈和傲慢的空气包围着。 他的梦一如往常，充满了荒谬的怪诞的情节。 大卫·比提从没说过“转向两点钟方向，告近敌人的船。”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他的命令是：“契特菲尔德，我们这艘破船今天似乎有点问题，转向两点钟方向准备靠岸。”当然，对这个梦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差异。转向两点钟方向，在这种情形下，就等于是转向敌人。 在以前的梦中，古托看起来像是约翰·加罗汀，而那把枪是哈默里型的。而现在，当他变成艾端克森的时候，他的枪也变成德林加手枪。此外，只有费罗伊·詹姆斯·亨利·索默谢特当然还是穿着宽松的外套在巴拉卡瓦那儿。他的梦里既没有诗韵，也没有什么道理。 他起身脱下睡衣，然后洗个澡。冰冷的水使他打了一阵寒颤，也让他想到李。 在往地铁的路上，他想起自己昨天下午那些不正常的行径。 他坐在维斯保加房间里的书桌旁，突然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孤独感。 库尔保进来打声招呼，问他可好，这是个狡猾的问题。他准备好的答复是： “哦，不太坏。” 库尔保只现了一下身就离开了。他全身是汗，似乎非常匆忙，在门口时他说： “韩斯街的那件案子应该算是解决了，而且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当场逮到莫斯壮和莫伦。对了，你手上那件上锁的房间的案子办得如何？” “还可以。无论如何，比我预期的好。” “真的吗？”库尔保说。停了几秒之后，他说：“我认为你今天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再见。” “再见。” 然后又留下他独自一个人，他在想着斯维瓦。 同时他想到李，她给他的比他预期的多，就一个警察的观点来看。她提供了三个思考的方向，也许可以算四个：斯维瓦吝啬得有些病态，至少有好几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虽然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斯维瓦病了一段日子，而且在死亡前不久还到放射科诊所去看过病。 斯维瓦可能藏了一些钱吗？如果是的话，又在哪里？ 还是有什么事吓倒斯维瓦了吗？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什么事？在他的窝里惟一让人想到可能有价值的、被锁住并闩在房间里的事物，就是他自己的生活。 斯维瓦到底患了什么鬼病？放射科诊所说是癌症。而无论如何，假如他是个快完蛋了的人，他还有什么好躲的？也许他害怕某个特定的人？那，是谁？ 而如果他真像其他人形容的那么小气，他为什么要找一个比较贵，而又属于次等的房子来住？ 一大堆的问题，难以理解的问题。但不是全都无解的，只是无法在几个小时里就找到答案，它们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为什么不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呢？也许要好几年，或许也要一辈子。 而弹道的调查又是怎么了？这是他应该着手弄清楚的。马丁·贝克拿起电话。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他拨了六个电话，四个在一个女孩子说“请等一会儿”之后就被挂断了。最后他终于找到那个十七天前曾经打开过斯维瓦胸腔的女孩。 “当然，”她说。“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个警察找我去挖出那颗子弹。” “探员巡官隆。” “我想是他，是的，我不太记得了。不管怎么样，不是稍早的那一个家伙就是了，我是指亚道·加斯塔森。他似乎没有什么经验，他开头总是说‘当然’或‘这样’。”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噢，就如我上次告诉你的，刚开始警察似乎根本不注意这个，没有人要求做弹道的对比，最后还是那个北方佬打电话来要我做的。其实我也不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颗子弹，但是……” “哦？” “把它丢掉好像不太对，所以我把它装进一个信封里面，然后记下一些要点，像它是怎么来的等等，就把它当作是一件谋杀案来看待。可是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要拿到实验室去做化验，而且很紧急。” “那你怎么处理那信封的？” “我把它放到一边去，然后忘记放在哪儿。我是新来的，所以没有自己的档案柜，可是最后我还是找到而且送出去了。” “拿去检验？” “哦，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只是想，如果做弹道检验的人拿到它应该就会知道怎么做，即使是个自杀的案子。” “自杀？” “当然，我写在上面了，那个警察一来就说这是自杀案件。” “嗯，那样的话我就应该打电话找实验室的人了，”马丁·贝克说。“但是还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 “什么？” “在验尸期间你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有啊，他开枪杀了自己，在警方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我说的是其他的事。你觉得斯维瓦有没有可能在生前病得很严重？” “没有，他的内脏似乎都很正常，但是……” “但是？” “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地检查他所有的内脏，我只是确认死亡原因而已。所以我只看了胸腔部分。” “你是说……” “心和肺，大概就这样吧，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已经不会动就是了。” “除此之外他可能患任何疾病吗？” “当然，任何疾病，从痛风到肝癌。对了，你为什么问我那么多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你只是做例行的调查而已，不是吗？” “问题是我们例行工作的一部分。”马丁·贝克说。 他结束了问话，然后想随便找一个实验室里的弹道专家谈谈，不过都找不到人，于是他不得不打电话给那个部门的首长。那是一个叫奥斯卡·亚姆的男人，他是一位有名的犯罪学家，但是却是个讨人厌的人。 “哦，原来是你，是吗？”亚姆酸溜溜地说，“我听说你要调升为委员，不过也许只是传闻罢了。” “你怎么知道？” “那些委员不是在外面打高尔夫球、在电视上说些无意义的事，”亚姆说，“要不就是坐在房间里想着自己的前途。反正他们是不可能打电话给我，还问这么多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现在又是什么事？” “我只是想问一个弹道对比的结果。” “只是？是哪一件案子，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随便一个疯子都会送个案子来，我们现在有一大堆案件堆在这里没有人处理。前几天我们拿到一个米兰德送过来的马桶，那个人想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拉过屎。它都快满出来了，当然已经好几年没有清过了。” “实在有些恶心。” 佛烈克·米兰德曾是凶杀组里的一个警探，许多年前他是马丁·贝克手下的一员大将，不过后来被转到窃案组，上层的人希望他可以控制那里猖狂的窃贼。 “是啊，”亚姆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些恶心，但是似乎没有人了解。警察署长这几年根本没有来过几次，而且去年春天我问他是否能和他谈谈的时候，他写了个便条说他正在为可预见的未来烦恼。” “我知道你很为难。”马丁·贝克说。 “没错，”亚姆感到有点安慰地说。“你几乎无法想象这里的情况。但是只要有些许的鼓励或谅解，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值得高兴的。不过我们还没遇到过，当然。” 这种人极爱发牢骚，而且是无药可救的；不过也很聪明，对谄媚的话很敏感。 “所以你能熬过来也是很难得的。”马丁·贝克说。 “还不只这样呢！”亚姆现在变得非常仁慈。“这是个奇迹。好吧，你要问什么弹道的问题？” “那是从一个被枪杀的家伙身上拿出来的子弹。他叫斯维瓦，卡尔·爱德温·斯维瓦。” “是的，”亚姆说，“我知道这个案子，典型的故事。自杀嘛，他们是这么说的。验尸人员把它送过来，可是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是要镀上金，然后送到警察博物馆去或做些什么；还是这是礼貌地暗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拿颗子弹毙了自己？” “那颗子弹长得什么样子？” “那是颗手枪的子弹，击发过的。你没拿到那把枪吗？” “没有。 “那怎么能确定是自杀？” 一个很好的问题，马丁·贝克在他的笔记簿上记上一笔。 “子弹上有任何特征吗？” “噢，它有可能是从一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里射出来的，不过这种枪有很多种。如果你把空的弹壳拿来给我们检验，也许我们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 “我还没有找到弹壳。” “没找到？我可以知道斯维瓦这家伙向自己开了一枪后做了些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通常像这种身体里有颗子弹的人，行动应该会变得迟缓，”亚姆说。“他们没办法做些什么，大部分的情况下只能躺下来等死。” “是的，”马丁·贝克说。“非常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的帮忙，也祝你好运。” “请你不要说笑。”亚姆说。 他放下电话。 原来是这样的。不论斯维瓦是被自己或是别人杀的，都不会有什么差别，只要用一把点四五的枪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即使没有击中心脏。 但是这次的谈话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吗？没有武器，甚至连弹壳都没有，光一颗子弹是无法成为证据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亚姆说那应该是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不应当对不能够证实的事情骤下结论。所以斯维瓦是被自动手枪杀死的。 而其余的事还是一无所知。斯维瓦似乎不是自杀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被别人射杀的。 马丁·贝克继续他的工作。他从银行着手，因为经验告诉他这要花许多时间。没错，瑞典银行的秘密并不像外传的那么严重，还是有数以百计的财务机构在运作，但是它们的利率低得可怜，所以许多小额的存户都比较喜欢把基金存在斯堪地那维亚国家中，而多数是存在丹麦。 他继续打电话。这就是警察的工作，你要到处找人问话，问别人认不认识这个人，他的住址和社会安全号码是这个、那个；这个人的帐户交易情况如何，是否有安全保管箱…… 虽然这类问题很简单，但仍有许多人要问。此外今天是星期五，没多久银行就要关门了，期望尽早在下星期开始之前得到任何答案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他也想知道斯维瓦去检查的那家医院医生的证词，但是这必须等到下星期一才能有结果了。 就他的职责范围而言，这个星期五结束了。此时的斯德哥尔摩正处在一片混乱中，警察变得歇斯底里，而大部分的民众则惊惶失措。马丁·贝克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从他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条发臭的高速公路和一片工业区，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它不再像平常那样令人困扰或厌恶。 到了七点钟他还没有回家，虽然他已经下班两个小时，而且也不能再做什么调查访问以让情况更明朗。努力了一天，他只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最具体的大概就是他的右食指的疼痛了，那是他拨了一天电话的成果。 这一天他最后的任务就是在电话簿里找出李·尼尔森的电话。当然，她的名字出现在里面，但是上面没有标明她的职业。他的手在拨盘上移动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不知道要问她什么，至少没有什么关于斯维瓦的事好问了。 要说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是在自我欺骗。事实上没什么，他只想知道她是否在家；而他真正想问她的事也很简单：我能过去坐一会儿吗？ 马丁·贝克的手从电话上移开，然后把电话簿堆到它们平常堆放的地方。接着他就整理书桌，丢掉一些多余的废纸，把铅笔放回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笔筒里。 他很小心，慢慢地做着这些事，事实上他是想拖时间。他花了一个半钟头去确定一支原子笔的机械装置已经坏掉，然后才把它丢进废纸篓里。 南区警局里当然还有别人，在不远的地方，他听到几个同事用尖锐、愤怒的声音在讨论一些事情。他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事一点也不好奇。 出了大楼后，他走到米茨森马克兰森地铁车站。在那里他必须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才会有火车。从外面看，这个火车还不错，但是里面早就被破坏得乱七八糟，椅子歪歪斜斜的，所有能够移走、拆下的都被搬走了。他在旧市区下车，然后走回家。 穿上睡衣后，他翻冰箱找啤酒，又到厨房的壁橱里找酒；可是他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马丁·贝克开了一罐俄国螃蟹，自己做了几个三明治，然后他拿出一瓶矿泉水。食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啃着它，实在是沉闷至极。当然，他从星期三开始就沉闷到现在，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可以这么说。 他懒得再做什么了，所以他拿了一本还没看完的书上床。那刚好是雷·帕金写的有关爪哇湖战役的历史小说。他从头读到尾，发觉这本书写得很糟。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它翻译成瑞典文，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挪斯帖。 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二大洋的战争》，在那本书中他处理过相同的题材。在九页的文字中，他毫无遗漏地表达出令人振奋的情境，较之帕金以二百五十七页所描绘的画面还要逼真。 在睡觉前，他想到意大利酱面条，同时他对明天有点期望。 一定是这种毫无缘由的感觉让星期六和星期日似乎空虚得令人难以忍受。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孤独的痛苦，第一次心情不平静。他出门去。星期日他还搭汽船到马里菲德，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即使是在户外，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有一些不对劲，有些事他还没准备好。他观察身边的人群，发现他们要不是不知道，要不就是不愿承认自己和他其实有相同的处境。 星期一早晨他再次醒来。古托狗这次看起来像是加罗汀，并且射了一发点四五自动手枪的子弹；而马丁·贝克举行他的牺牲仪式的时候，李·尼尔森出现在他面前，并且问他说：“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稍后他坐在南区警局里敲着电话。他从放射科诊所开始。最后他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是并不是非常满意。斯维瓦在三月六日那个星期一曾经进过医院，但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索思医院的传染病部门。为什么？ “我也不太记得，那已经是好久的事了。”接电话的那个秘书好不容易才从一叠文件中找到斯维瓦的名字。“他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病人，我们这里没有他的记录，上面只说他是被一个私人医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哪一个私人医生？” “伯格朗得博士，普通科医师。对，就在这里。我看不懂入院证明上写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医生的笔迹都是一样的，而且这张复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上面的地址呢？” “他的办公室吗？奥登街三十号。” “至少地址还算清楚。”马丁·贝克说。 “它就印在边上。”那位秘书简洁地说。 伯格朗得博士在自动电话答录机上留言，说他要到八月十五日才会回来。当然，那个医生是度假去了。 然而马丁·贝克没有耐心再等一个多月，他要立刻知道斯维瓦患的是什么病。所以他打电话到南方医院。不过那是家大医院，电话线路非常繁忙，他查了两个多小时才确知卡尔·爱德温·斯维瓦事实上是三月住进传染性疾病部门的；更精确地说是从七月那个星期二一直住到十八日那个星期六。然后就他们所知，他就回家休养了。 至于他是因为痊愈了才出院，还是因为无药可救了才回家等死呢？这个问题就无从得知了，负责的医生正在忙，所以没时间听电话。这逼得马丁·贝克必须亲自出马去拜访一下。 他搭计程车到南方医院，绕了一下才找到正确的地方。而十分钟后，他已经找到应该知道所有有关斯维瓦健康状态的人，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那个医生是个年约四十的男人，身材略为矮小，头发是黑色的，眼睛的颜色是中性的——蓝灰色，还带一点绿色和淡棕色。马丁·贝克在身上摸着根本不存在的香烟的同时，那个男人戴上一副牛角框的眼镜，并且仔细地翻着他的记录簿。沉默了十分钟之后，他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看着他的访客说： “没错，没错。你想知道些什么？” “斯维瓦得的是什么病？” “他根本没有病。” 马丁·贝克思考着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然后他说： “那他为什么在这儿呆了快两个星期？” “精确地说是十一天。我们替他做了全身检查，因为他有些症状，所以被私人医生介绍到我们这里。” “伯格朗得博士？” “是的，这个病人自认病得很严重。他的脖子上有些肿瘤，而左边腹部也有些硬块，只要轻轻地压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所以他像其他人一样，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他去找私人医生，那个私人医生觉得那些症状可能是种警讯。事实上一般的医师很少有诊断这类病症所必备的装置，他们的诊断也未必是对的。就像他的情形一样，医生做了错误的诊断，而病人就立刻被送到放射科去了。到了那里，他们只能记录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结果不正确，然后他就被送到我们这里来。在这里他做了一连串完整的检验，我们总是非常彻底地检查病人。” “结果是斯维瓦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大致上来说，是的。他脖子上的那些东西可以马上确定毫无危险性，那只是因为肥胖造成的；他腹部的瘤就需要仔细地检查。此外，我们还做了血管摄影，也对他所有的消化系统做了X光检查。还有，我们做了肝脏切片和——” “什么？” “肝脏切片吗？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病人的身体侧边插一根管子，并且抽出一小片肝脏。事实上他就是我亲自做的。然后样本送到实验室，由他们分析是否有任何的癌细胞，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癌细胞，那个瘤应该是个包囊，长在结肠上……” “你说什么？” “肠子，上面有一个包囊。那不至于危及他的生命，其实只要动个手术把它拿掉就行了，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病人并没有任何不适感。他是说过曾经感到疼痛，但是那很明显是心理或情绪所引起的自然反应。” 医生停了一下，亲切地望了马丁·贝克一眼，那种眼神就像是在对一个小孩子，或其他未受过什么教育而没有生活目标的人说话一样，他解释道： “也就是他想象出来的痛。” “你和斯维瓦有任何的接触吗？” “当然，我每天都和他谈话，在他被准许回家之前，我们还长谈过。” “他的反应如何？” “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患了他想象出来的病，他确信自己得了不治的癌症，而且很快就会死亡，他以为自己活不过一个月。” “事实上他是没有活那么久。”马丁·贝克说。 “真的吗？他死了？” “被枪杀的，可能是自杀。” 那个医生摘下眼镜，并沉郁地用他白袍的一角擦着。 “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是自杀的。”他说。 “哦，为什么？” “我已经说过，在让斯维瓦回家之前我和他长谈过。在我说明他其实非常健康后，他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他的状况是不太好，但是之后他就完全改变了过来，他变得很快乐，没什么不对劲。我们给了他一些消除疼痛的药，也观察到他的痛苦马上就消失了。那只是些药丸……就当作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其实它们根本不能减轻身体上的痛苦。” “所以你认为他不可能自杀？” “他不是那种人。” “那他是哪种人？” “我不是精神病医师，但是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坚强、不易沟通的男人。我知道这里的一些医护人员和他有些不快，觉得他要求太多，对事情都愤愤不平。但是到了最后几天就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他知道抱怨只不过是他对生命受到威胁时一种抗拒的反应。” 马丁·贝克低头沉思了一阵子。然后他说： “我想你不会知道他在这里的时候有哪些访客吧？” “不，我不知道，他告诉我他没有朋友。” 马丁·贝克站了起来。 “谢谢，”他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再见。” 他走到门口时，那个医生说： “关于他的访客和朋友，我想到一件事。” “什么？” “噢，斯维瓦有一个亲戚，他收到他的信，一个侄子。我在接听电话的期间，他打电话来问他的叔父情况如何。” “你怎么跟他说？” “他的这个侄子打来的时候我们刚做完检查，所以我告诉他斯维瓦的健康情形非常好，还可以活许多年这个好消息。” “那个男人的反应如何？” “他似乎很惊讶。显然斯维瓦也让他以为他生了重病，大概不能活着从医院走出去。” “他的侄子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吗？” “好像告诉过，但是我不记得了。” “我还想到一件事。”马丁·贝克说。“每个人住进医院的时候不是都会留下他的朋友或至亲的名字和住址，以防他们……”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是的。你说的没错。”那个医生一边说，一边又戴上他的眼镜。“让我看看，这里应该有一个名字……是的，在这里。” “是谁？” “李·尼尔森。” 马丁·贝克穿过坦托兰登公园，脑筋不断地转动着。没有人来抢他，或敲他的头。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酒鬼。他们三三两两地躺在树丛后面，大概是在等着别人来照顾他们。 他现在真的找到一件事可以想了。卡尔·爱德温·斯维瓦没有任何的兄弟或姊妹，那他哪儿来的侄子？ 现在马丁·贝克有理由到图尔街去，在这个星期一的傍晚。而事实上他已经快到那儿了。 但是到了中央车站的时候，他必须换车；这时他改变主意，坐回两站，在斯卢森下车。然后他沿着史凯普斯本码头走，想找找看是否能看到什么有趣的船。但是码头上只有几艘船而已。 突然他注意到自己很饥饿。他忘记去买东西了，所以他到一家叫“金和平”的餐厅去，里面有一些观光客到处找人问有哪些有名的人曾坐过什么位子那类烦人又白痴的问题。在他们的注视下，他吃着火腿。去年他曾经让自己变成众所周知的人物，但是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如今他的名声已经随时间而被人淡忘。 付帐的时候，有一件事提醒了他，这是好久以来第一家他进来用餐的餐厅。在他行动不便的那段时间，原本就已经过高的食物价格变得更离谱了。 回到家之后，他感觉比平时更不安，而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在房子里游荡，之后才在书本的陪伴下入睡。那本书既不够无聊到让他想要睡觉，也不是那么有趣而能让他保持清醒。大概到了三点左右，他起床服了几颗安眠药。通常他会克制住，尽量不要吃药。药效很快就发挥了作用，第二天他醒来时，还是觉得浑身无力；然而他睡眠的时间已经超过他平常所需，而且没有做梦。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彻底地读过他的笔记，开始这一天的调查工作。这让他一直忙到午餐时间。中午他只喝了一杯茶，吃了几片干土司。 吃完饭后他去浴室洗手。回到办公室，发生了一件事：电话响了。 “贝克组长？” “是的。 “我是韩得斯本肯，”那个男人说明他是在哪一家银行的分行工作后，继续说道：“我们收到你询问一个客户，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信函。” “是吗？” “他在我们这里有帐户。” “里面有钱吗？” “是的，数目相当可观。” “多少？” “大约六万元。这些钱……”那个男人突然沉默了一下。 “你想要说什么？”马丁·贝克问道。 “噢，我认为这个帐户有些奇怪。” “你那里有记录吗？” “当然。” “那我可以立刻过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你直接找我就可以了，我的名字是班特森，我是经理。” 能出去走动一下让他感到很轻松。那家银行在奥登街和斯威瓦根的街角上，虽然交通状况不太好，他还是在半个钟头以内赶到那里。 那个经理说得没错，斯维瓦的帐户是有些奇怪。 马丁·贝克坐在柜台后面的桌旁研究这些文件。他很庆幸这个制度给予警察和其他相关当局完全的权力，可以随时调阅私人的资料。 银行经理说： “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这位客户有支票户头。如果他开的是存款户头之类的，那还没什么，毕竟利率比较高些。” 他的观察是对的。但是更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有七百五十元存入他的户头中，通常是在每月十五到二十号之间存的。 “从上面看来，”马丁·贝克说，“钱都不是直接由你们分行支付的。” “不，从来没有过，存款都是在别处存进去的。如果你看得出来，组长，你会知道他们都是先存进其他银行的分行，通常都不是我们这家银行的分行。技术上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钱最后都会汇到斯维瓦在这里的户头。但是通常在这种固定的交易背后都会有一大套的系统。” “你是说斯维瓦把钱放进自己的户头里，但是不想被别人知道？” “嗯，直觉上，是的。把钱存进户头里的时候，根本不必写明是谁存的。” “不过还是必须填写存款单，不是吗？” “不尽然。许多人对这个系统还不习惯，而这时候柜台人员通常就只填写存户的名字、帐号和分行的行号，这是我们提供给客户的一项服务。” “那些存款单呢？” “我们会给顾客复本，算是收据。当付款存进户头后，银行不会再寄任何通知，除非顾客要求。” “那原件在哪里？” “全都集中处理。” 马丁·贝克的手指从头扫到最后。然后他说： “斯维瓦没有提过钱吗？” “没有。在我看来，这也是最奇怪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帐户上开过一张支票；而且我已经调查过，他甚至没有支票簿，至少这几年里没有。” 马丁·贝克的精神因此而振奋了起来，他擦着鼻子，在斯维瓦的住处没有找到任何支票簿，也没有什么存款单的副本或银行的通知。 “这里有人认得斯维瓦吗？”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见过他。” “这个帐户开了多久了？” “似乎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开户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月就有七百五十元进来？” “是的。而最后一次存进去是三月十六号，”那个男人看了一下日历，“是星期四。下一个月就没有钱进来了。” “理由很简单，”马丁·贝克说。“在那之后斯维瓦就死了。” “哦？我们没有收到通知。如果是这样，通常死者的亲戚会和我们联络。”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 银行经理看来有些不知所措。 “至少目前没有，”马丁·贝克说。“保重。” 他觉得自己最好在银行被抢之前赶快离开。如果他当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这档子事，他就不得不和特别小组的人纠缠，这是他最不愿碰到的情况。 案子有了新的进展。六年来每个月都存进七百五十元，这么规则的收入倒是很少见。而且斯维瓦从来没有花过任何一毛钱，所以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数目：五万四千元。 对马丁·贝克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对斯维瓦这更几乎是一笔财富。 所以李先前提到他的底垫里可能有些钱的事，与事实差不多，惟一的差异是斯维瓦理性得多了，他非常有耐心。 这个新的发现让马丁·贝克必须重新计划他的调查程序。下一步应该和税务当局的人谈一谈，不管怎么样，一定得看一看那些可能已归档的存款单。 国家税捐处的人不认识斯维瓦，他们把他当作是贫民。他们称那种精巧的剥削为食品增值税，而且对它很满意——这项税收是特别安排的，用来打击那些已经逃过稽查的人。 噢，这些钱一定不是斯维瓦辛劳工作赚来的。有人说那是他从退休金上节省下来的？太荒谬了。 那么那些存款单呢？ 银行总公司很快就调出最后二十二笔交易的存款单（如果他没算错的话，总共应该有七十二笔），而那个午后马丁·贝克一直坐在那儿看着它们。这些存款单全部是从不同分行送来的，而且笔迹都不相同，也都是经由不同的出纳员处理的。当然他可以一一的问那些人是否记得来存款的客户，但是这会耗掉一大堆时间，而且非常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 有人会记得几个月前一个在自己的户头之内存了七百五十元的人吗？答案很简单，不会。 那天稍晚，马丁·贝克又回到家里，用他那个纪念一九一九年和平运动的马克杯喝着茶。他看着杯子，想象如果那个把钱存进帐户中的人看起来像菲尔德·马歇尔·海格那么诡异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认得出他来。但是有谁长得像海格吗？没有，即使在最诡异的电影或影集中也没见过。 这个晚上如同先前一样，一切都有些改变了。他还是不太宁静也感到不满足。但是这一回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忘却他的工作：斯维瓦，那个愚蠢的、上了锁的房间，那个付钱的神秘男子。 他是谁？可不可能弄了半天原来就是斯维瓦本人？不，斯维瓦绝不可能给自己找这种麻烦；而且像斯维瓦这样一个仓库管理员，也不可能会想到去开一个支票的户头。 不，钱应该是别人存进去的，而且应该是个男人。不可能会有个女人走进银行，说她叫做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然后存七百五十元到她自己的支票户头。 但是又为什么有人要给斯维瓦钱？他必须先将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晚一点再找答案。 还有一个人他必须弄清他的身份，就是他那个神秘的侄子。 最令人困惑的是那个非要置斯维瓦于死地的人（就在四月或五月初某个时候）——即使那老人已把自己关在一座城堡，一间从里面反锁的房间里。 这三个可能是同一个人吗？存款的人、那个侄子、还有杀死他的人？嗯，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地想一想。 他放下马克杯，然后看了看钟。时间过得真快，都九点半了，要出去嫌晚了些，但是，他又想到哪里去呢？ 马丁·贝克挑出一张巴哈的唱片，打开电唱机，然后他走开并且躺下。 他的脑筋还在转着。如果忽略所有不吻合的地方和疑问，他可以从手头上现有的资料编出一个故事。那个自称是他侄子的人、那个把钱存进去的人、那个谋杀者，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男人。六年来，斯维瓦一直恐吓他，要他每个月付他七百五十元。然后斯维瓦吝啬得有些病态，他从来没有用过任何一毛钱；那个受害人仍然年复一年地付钱，最后斯维瓦存够了。 马丁·贝克认为把斯维瓦当成一个恐吓者并不特别的困难。但若要恐吓别人，他必须握有受害人的把柄，必须对他勒索的人造成威胁。在斯维瓦的房子里没有什么能够定一个罪的资料；当然他可能在银行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放那些东西，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迟早会被警察注意到。 不管怎样，一个人要恐吓别人必须拥有一些消息。一个仓库管理员可能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呢？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他住的房子里。每个人都知道斯维瓦只在这两个地方出入，不是在家就是在他工作的地方。 但是斯维瓦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就没有工作了，这比第一笔钱存进去的时间还早了两个月，所以这些事发生已经超过六年了。斯维瓦后来都在做什么？ 他醒来的时候，唱片还在转着，如果他做过什么梦，他也已经忘记了。 星期三。他很清楚今天的工作应该从哪里开始：散步。 但是不是到地铁车站，那个在维斯保加的办公室并不吸引他，他觉得今天自己有很好的理由不去那儿。相反地，他想要沿着码头晃晃，然后向南步行，沿着史凯普斯本穿过斯卢森，再沿着斯塔加敦码头向东走。 这是斯德哥尔摩中他最喜爱的地方，尤其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时所有的船都系在这儿，上面载着从各地运来的货物。如今，真正的船已经不多了，那种盛况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埃恩渡船，上面都是些木条和酒。真是大不如前啊！以前那些赋予港口活力的装卸工人和水手们也逐渐凋零。 今天他又有些不同的感觉。他喜欢在新鲜的空气中散步，轻快地走着，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让他的思路自由地奔驰。 他思考着那些有关他升迁的谣言，而且倍伤脑筋。十五个月前他犯了那个可悲的错误后，马丁·贝克的确非常害怕会发生这种事——被工作绑在书桌边。他总是喜欢在外面工作，或至少到他想去的地方。 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一张会议桌、两幅“真正的油画”、一张旋椅、一张客人坐的扶手椅，地上铺着便宜的地毯，还有自己的私人秘书——今天想起这些来比一个星期前还要令人毛骨悚然。不只是因为这些谣言重重地打击了他，也是因为他开始考虑过那种结果。也许他为了生活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轻快地走了一个半钟头后他到达了目的地。这间仓库是一栋古老的建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停放车辆或配合现代的需求，所以不久将被拆毁。 里面没有什么人在工作。仓库管理员应该坐在那儿的那间办公室是空的，而且从前这位重要的人士用来监督工人的玻璃窗积满了灰尘，事实上其中一块玻璃还破了，而且墙壁上的日历是两年前的。 在一堆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货物旁边有一辆推高机，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橘色宽松的工作裤，另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 他们各自坐在一个塑胶啤酒箱上，另外一个上下颠倒的箱子放在他们之间。其中一个男的相当年轻，另一个看起来大约七十岁了，虽然似乎不大可能。年轻的男人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读着昨天的晚报，比较年长的那个人则无所事事。 他们两个人都无精打采地看着马丁·贝克。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看到他走过来就将香烟丢到地上，然后用脚跟把烟捻熄。 “在仓库里抽烟，”比较年长的男人摇着头说，“真是……” “‘要是在以前啊……’”年轻的男人不耐烦地说，“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以前了，你还没有搞清楚吗？你这个老头子。”他转向马丁·贝克，以不友善的声调说：“你想要干什么？这是私人企业，门上写得很清楚，你看不懂吗？” 马丁·贝克拿出他的皮夹，然后出示他的证件。 “警察。”那个年轻的男人用不屑的语气说。 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逸地凝视着地板，清清喉咙，吐出一口唾沫。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马丁·贝克问道。 “七天，”比较年轻的男人说，“明天就结束了，之后我就要回到卡车集结场去。你来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 马丁·贝克没有答复他。 那个男人继续说： “过不了多久，这里就要收起不做了，你知道吗？不过我这个朋友还记得以前有二十五个工人和两个老板的那种盛况，不是吗，老爹？” “那他大概会记得一个叫做斯维瓦的男人，卡尔·爱德温·斯维瓦。” 那个年长的男人眼神空洞地望了马丁·贝克一眼，然后说： “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老人的态度不难理解，办公室里一定已经有人告诉他警察正在找认识斯维瓦的人。 马丁·贝克说： “斯维瓦已经死了，而且也埋了。” “哦？死了是吗？假使那样的话我还记得他。” “别在那里吹牛了，老爹。”另一个男人说。“上次强森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根本不记得什么事，你真的是糊涂了。” 明白了马丁·贝克不会对他怎么样之后，他不知羞耻地点了另外一根香烟，然后岔开话题说： “那个老男孩糊涂了。下个星期他就要离开了，而一月他就可以领到他的退休金，如果他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的记忆力很好，”老男人有些不悦地说，“我当然记得卡尔·斯维瓦，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死了。” 马丁·贝克无言以对。 “就算是警察也拿死人没办法。”那个男人颇富哲理地说。 年纪比较轻的男人站起来，并抱起那箱他原来坐在上面的啤酒走到门口。 “那辆该死的卡车怎么还不来？”他闷哼了一声，“好让我逃离这个古老的房间。”他走出去坐在阳光下。 “卡尔·斯维瓦是怎么样的人？”马丁·贝克问。 那个老男人摇了摇头。他再次清了清喉咙，但是这一回他不再讽刺他了，虽然他吐在地上的痰离马丁·贝克的鞋只有一寸。 “什么样的人啊……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啊？” “是的。 “你确定他死了？” “是的。” “假使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了，先生。卡尔·斯维瓦是我遇见过最难缠的人了。” “怎么说？” 那个男人吃吃地笑着： “他是什么龌龊事都做得出来的人！我从没有跟比他还坏的人一起工作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我是个混过五湖四海的人，是的，先生，即使是外面那个痞子也比不上卡尔·斯维瓦！那小伙子不过是有本事把好好的工作弄得很复杂而已。”他向门口方向点了点头。 “斯维瓦有什么特别的吗？” “特别的？当然他很特别，他是真他妈的特别！他真的是全世界最懒惰的败类，没有人的拖功能像他一样，也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尖酸刻薄，而他也不喜欢和别人合作。他绝对不会给一个快要死掉的人一滴水，他绝对不会！” 那个男人突然沉默了。然后他狡猾地补充道： “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不错。” “哪一方面？” 那个男人的眼光有些飘忽，而且他回答之前犹豫了一下： “唉！拍那些工头的马屁啊！他最擅长了。而且总是叫别人帮他做他的工作，他老是说自己病得很重。他没有提前退休吗？他们不是早就在裁员了？” 马丁·贝克坐在啤酒箱上。 “你应该还有些事没说。”他说。 “我有吗？” “是的。你想说什么？” “你确定卡尔真的挂了吗？” “是的，他死了，以我的名誉发誓。” “警察没有名誉，而且我也不应该说死人的坏话。但是我想这个家伙是活着还是死了并没有什么差别。”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马丁·贝克说。“所以卡尔·斯维瓦有什么特色？” “他真的很厉害，总是能找到有问题的箱子，你知道吗？他通常都是加班的时候才做，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马丁·贝克站起身来。这是个新的线索，当然也是这个男人惟一可以给他的消息。晓得要开哪一个箱子是这一行非常重要的一个本事，需要职业性的技巧和搜集商业机密。酒、烟草是。 “是啊，是啊，”那个老男人说。“我终于说溜了嘴了，是吗？我猜这就是你想知道的。现在你满意了吧！再见，同志。” 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人缘也许不太好，但是他的同事应该也很欣赏他的能力，至少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再见。”那个男人说。“再见，再见。” 马丁·贝克刚要向门口走去，而且已经开口要说“非常谢谢”之类的话，突然他走回箱子那儿。 “我想我应该留下来坐着聊聊天。”他说。 “什么？”那个男人抬起头来说。 “我只是觉得没有喝罐啤酒很可惜，我现在可以带一些回来喝。” 那个老男人注视着他，逐渐地，他眼中的温顺转变成惊异。 “什么？”他再次问道。“你想要坐下来和我聊天？” “是啊！” “我这里有一些，”男人说。“我的意思是，啤酒，就在你坐的箱子里。” 马丁·贝克站起来，然后那个男人从里面拿出几罐啤酒。 “我现在付钱可以吗？”马丁·贝克问道。 “我是无所谓的啦，反正都是一样的。” 马丁·贝克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交给他，然后坐下来说： “你说你以前出过海。你第一次上船是什么时候？” “一九二二年，在松兹瓦尔。那是一艘帆船，叫做‘法蓝’，船长的名字是简森，一个前所未见的混球。”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并且每人各自又开了一罐啤酒之后，外面那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惊愕地看着他们。 “你真的是警察吗？”他问。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应该去投诉。”他说完后就回到原处去晒太阳。 马丁·贝克一直到卡车来之后才离开，而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这次访谈非常值得。他们的工作经常充满了乐趣，听老工人说，马丁·贝克不了解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人肯花时间去做那些事了。这个老男人曾经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不论是在岸上或海上。为什么没有人请这种人上媒体说他们的故事呢？那些政客和政治主义专家是否听过他们想说的话？当然他们没有，如果他们肯这么做，许多解决失业率和环境保护问题所犯的错误就不会发生了。 斯维瓦这个案子还有一些事需要调查。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马丁·贝克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进行任何调查。在午餐之前他很少喝三罐啤酒，现在它们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让他觉得有些头昏眼花而且头痛。 他在斯卢森拦了一辆计程车到中央澡堂，做了十五分钟的蒸汽浴，然后又多做了十分钟；之后他戴着两个呼吸管浸到冷水中，最后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小卧房里睡上一个小时。 这种治疗方式发挥了应有的效果。午餐之后不久，他到达史凯普斯本一家运输公司的办公室时，已经是完全清醒了。他有个不情之请，一个他想没有人会了解的请求，而事实上他们的反应就如他所预期。 “转运损害？” “没错。” “噢，东西在转运的时候当然会损坏，这很正常嘛！你知道我们每年处理多少吨的货物吗？” 一个修辞学上的问题。他们所要求的是尽快摆脱他，但是他不会轻易放手。 “现在确实如此，有了那些新的系统，东西不容易损坏了。不过一旦真的弄坏了，赔偿的金额则更高。那些运货的卡车……” 马丁·贝克对那些运货的卡车并没有兴趣，他所好奇的是斯维瓦在这里时所发生的事。 “六年以前？” “是的，或更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吧。” “要我回答那样的问题实在非常没道理。我已经说过，在那些旧仓库里货物时常受到损坏，有的时候整个箱子都摔破了。不过反正保险公司都会赔偿那些损失，很少会叫仓库管理员来赔的。偶尔，我想，是有人因而被开除，不过通常都是那些临时工。不管怎么样，意外是无法避免的。” 他也不想知道谁被开除过。他要问的是是否有任何曾经发生过的毁损记录？而如果有，又是谁做的？ “当然有，都是工头在记录，他们会在仓库的日记簿上做笔记。” “日记簿还在这里吗？” “可能在。” “那样的话，在哪里？” “在阁楼的一些旧盒子里。要找到它们简直不太可能，至少不会像变魔术那样直接从袖口变出来。” 这家公司很大，它的总公司就在这栋旧市区的大楼中，他们收起来的旧文件大概有好几吨。但是马丁·贝克还是坚持要拿到，所以他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不过他并不介意受到这种对待。在简短的争辩了“不可能”这个形容词的真实意义之后，办公室里的人们意识到，最容易摆脱他的方法大概就是照他的话去做。 他们叫一个年轻人去阁楼上帮他找。似乎还不到两分钟他就空手而回，脸上一片漠然。马丁·贝克注意到那个年轻人的夹克连灰尘都没有沾上。他说要自己再和他上去一次。 阁楼上非常热，灰尘飞扬得像雾一样，要不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应该很容易。一个半钟头之后他们找到了那个盒子。日记簿和分类帐册是老式布装的本子，硬纸板做的封面已经裂开。上面的标签标示出不同的仓库的号码和年份。翻遍了整个阁楼，他们总共找到五本号码及日期都正确的册子——从一九六五后半年到一九六六年最初六个月的记录。 那个年轻的办事员现在看起来就没那么干净了，他的夹克绝对需要送洗，灰尘混合着汗水一条条地在他的脸上流下。 回到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惊讶且厌恶地看着那些日记簿。不，他们不想要写什么收据，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会不会将它们还回来。 “我真的希望没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马丁·贝克愉快地说。 在他出门前，他们用倦怠的眼神护送他离开，而他的腋下夹着他的战利品。 他并不想将国家“最大的公众服务部门”这种概念宣传出去。警察署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这般称呼警察单位，已经引起过一阵大慌乱了——在警方本身尤其如此。 在维斯保加，马丁·贝克把那些册子拿到浴室里翻阅着；然后他洗了个澡，回到他的办公室并坐下来继续读着。他开始读的时候是三点钟；到了五点，他觉得已经看够了。 虽然对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本帐册非常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看出这个仓储分类帐册做得的确不错。每天的进出记录都很详尽，货物处理的量也用简单的符号记录下来。 而马丁·贝克想要找的东西也在里面，经过不等的时间间隔，总会有一些货物损坏的记录，例如： 转运毁坏货：一箱汤汁，收货厂商思凡博格，胡佛思塔街十六号，索拉。 像这样的一笔记录就列出了商品的类型及它是要送给谁的。不过上面都没有写明损坏的程度。货品的特性或是谁弄坏的。 当然，像如此的意外事件并不常发生，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酒、食品和其他的消费性产品。 马丁·贝克将所有的损坏报告记到他自己的笔记簿里，包括日期。一共有大约五十笔记录。他抄完那些分类帐册之后，把那一整叠册子搬到办公室里，然后在上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上要将这些册子寄回运输公司。在最上面他放了一张警方用的白色卡片，上面印着“谢谢你的帮忙！贝克。” 在到地下铁道车站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动作会给运输公司另一个工作做。这种残酷的想法勾起他小时候一些快乐时光的回忆，这令他有些惊讶。 在等那些被弄得破破烂烂的地铁火车的时候，他想象着那些现代的运货卡车长得是什么样子。要打开一个装满白兰地酒的不锈钢容器，然后把酒瓶砸个粉碎以将碎片收集到桶子和汽油桶里，用现在的方式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天那些歹徒组成的联合组织几乎可能利用那些桶子走私任何东西，而且其实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进行。海关对这些行为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因此他们只能抓那些一无所知、可怜的旅客，而他们所犯的错可能只是带了几条未申报的香烟，或行李里多了瓶威士忌酒。 他在中央车站换了一辆火车，然后在商业学院下车。 到了塞卜鲁斯街上的州立酒品商店中，柜台后面那个女人怀疑地注视着他的夹克。刚才在地铁里的一阵冲刺，弄得衣服上面都是灰，而且皱巴巴的。 “我想买几瓶红酒，谢谢。”他说。 她的手立刻放到柜台下面去按那个红色控制灯的按钮。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她严厉地说。 他拿出证件后她有些脸红，就像说了一个非常愚蠢和下流的笑话似的。 然后他到李那儿。 拉了一下门铃后，马丁·贝克试了一下门是否开着。它是锁着的，但是里面客厅的灯是亮着的。过了大约半分钟之后他又拉了一次铃。 她走出来开了门。今天她穿着褐色灯芯绒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淡紫色的内衫，一直掉到她的大腿上，看起来很有趣。 “哦，是你，是吗？”她急躁地说。 “是的。我可以进去吗？” 她看着他说： “可以啊！” 然后她转过身去。 他跟在后面进到客厅。她走了两步之后停了下来站在那里低着头。她回头去将门锁打开，然后又改变主意把它锁上。之后她走在前面到厨房里去。 “我买了几瓶酒。” “放在壁橱里。” 她一边说，一边坐在餐桌旁。桌上放着两本打开的书、一些纸，还有一支钢笔和粉红色的擦子。他把酒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到一边。 她斜着眼看着他，很困扰地说： “什么事让你想要买这么贵的酒来？” 他坐在她的对面。她直视他说： “是斯维瓦，哦？” “不是，”他立即接口说。“虽然我正想用他当借口。” “你还需要借口啊？” “是啊。 “没有关系，”她说，“那我们就喝些茶吧。”她将桌上的书推开，拿出锅和铲子开始弄着。“其实我今天晚上刚想要念书。”她说。“不过没有关系，独自一人在家实在是他妈的难过。吃过晚餐了吗？” “还没有。” “还好，那我就弄些东西来吃。”她双腿大开地站着，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搔着脖子。“我有米，”她说。“这应该就可以了。我可以煮一些米，然后拌些佐料，这样味道应该就不错了。” “是啊，听起来不错。” “不过这要花点时间，也许二十分钟吧。我们可以先喝点茶。” 她拿出几个杯子，倒上茶，然后坐下。她用双手捧着杯子，然后将茶吹凉，同时她穿过那层雾气注视着他——仍然有点恶意。 “对了，你说的有关斯维瓦的事很正确，他在银行里有些钱，相当多。” “嗯。” “有人每个月付他七百五十元。你能想到有谁会这样做吗？” “不知道，他谁也不认识，不是吗？” “他为什么搬出去？” 她耸耸肩。 “我惟一能想到的解释是他不喜欢这里。他是个奇怪的家伙，好几次他都抱怨我晚上不把靠街道的门锁上。我猜他以为整栋房子纯粹是为他盖的。” “是啊，那应该就对了。” 她沉默地坐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她说： “什么东西对了？关于斯维瓦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趣，”马丁·贝克说。“一定是有人开枪杀了他。” “怪了，”她说，“告诉我细节。” 她又开始对着炖锅忙碌了起来，但是同时她仔细地听着他说的话。偶尔，虽然她没有打断他，但是她会皱眉头。当他说完之后，她爆笑出来。 “真令人感到惊讶！”她说。“你没有看过侦探小说吗？” “没有。” “我读过成堆的侦探小说，各式各类的，而且每次刚刚读完就忘了大半的内容。不过你说的情形是很典型的情节。一个从里面上了锁的房间——很多故事都是以此为主轴，我不久前才读过一本。等一下，拿出几个碗来，再从架子上拿些豆子过来，把桌子摆好。” 他尽量照她的话做好。她离开厨房几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手里多了一本杂志。她把杂志放在碗旁边，把食物用汤匙舀出来。 “吃吧，”她下了命令，“趁热。” “味道不错。”他说。 “嗯，”她说，“又成功了。”她吃了一大口，然后看着杂志说：“听听这个：‘上锁的房间：一份研究’。有三种可能性，A、B和C“““o”””A：罪行是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犯下的，而那个房间是真的、确实锁上的；而且凶手从房间里消失，因为根本没有凶手。B：罪行是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犯下的，房间看似被密封起来，但是有一些取巧的方式可以出来。C：凶手在房间里面杀了人，而他躲在里面。” 她又舀起一些食物。 “C的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她说。“没有人能躲在里面两个月，只吃半罐猫食维生。但是还有许多小节，例如A5：凶手靠动物杀人的，或B2：有人将门上的铰链卸下，门锁和链子原封不动，之后再将铰链锁回去。” “这是谁写的？” 她看了看。 “作者的名字是葛恩·桑禾姆，他有引用别人的内容。A7也不错：利用错觉杀人，借由时序上的错觉。A9也是不错的变化：受害人在别处受到致命的伤害，然后在死亡之前回到令人不解的房间，并且锁上门。你自己看吧！” 她把杂志交给他。马丁·贝克翻了一下，然后放到一旁。 “谁洗盘子？”她问道。 他站起来并且开始清桌子。 她把脚举起来放到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 “毕竟你才是刑警。”她说，“发生不寻常的案子你应当很兴奋才对。你认为是凶手打电话给医院的吗？” “不知道。” “我觉得很有可能。”她耸耸肩：“当然这样整件事就单纯多了。”她说。 “大概吧。” 他听到有人在前门，但是门铃没有响，她也没有动作。这里自有一套行事的标准，如果她想要安静，她会把自己锁在房里；如果有人有重要的事，就可以按门铃。然而这套标准需要一个人对邻居有信任感。马丁·贝克坐了下来。 “也许我们可以尝一尝那些名贵的酒。”她说。 那些酒的确不错，他们两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 “你怎么受得了，当警察？” “哦，我通常都会……” “我们改天再谈吧。” “他们正在考虑升我做委员。” “而你并不想被升上去。”她斩钉截铁地说。 过了一会儿她问他：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这里有各种你想得出来的音乐。” 他们走到放着电唱机和各样扶手椅的房间。她放了些音乐。 “把夹克脱掉，真受不了你。”她说。“还有鞋子。” 她开了第二瓶酒。但是这一回他们喝得比较慢。 “我出现的时候你似乎有些不高兴。”他说。 “是也不是。” 他们相对无言。她稍后的举止是有些意义的，她不是随便的人。她知道他了解，他也了解她知道。马丁·贝克啜了一口酒，此刻他不会因自己感到快乐而觉得羞耻，他偷看着她，看她坐在那里脸上带着羞赧的表情，手肘抵着矮桌。 “想玩玩拼圆吗？”她说。 “我在家还摆着一个不错的拼圆。”他说。“旧的‘伊丽莎白皇后’。” 这是真的，那是他几年前买的，但是买回来后就没再拿出来了。 “下次来的时候带来。”她说。 她突然很快地换了一个姿势，她的腿盘了起来，双手撑着下巴。她说： “也许你应该知道，我暂时不适合和你有关系。” 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而她继续说： “你知道的，女人嘛……容易被传染等等的。” 马丁·贝克点点头。 “我的性生活并不怎么有趣。”她说。“你的呢？” “早就没了。” “真不幸。”她说。 她换了一张唱片，然后他们又喝了一些酒。 他打了个哈欠。 “你累了。”她说。 他没说什么。 “你好像并不想回家。没有关系，就不要回家。”然后她继续说：“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应该试试念得晚一点。我也不喜欢这件烂内衫，很紧，看起来又愚蠢。” 她把身上的衣服剥掉，丢在地板上，然后穿上一件暗红色的法兰绒睡袍。那件睡袍一直延伸到她的脚跟，而且看起来非常奇怪。 她换衣服的时候，他观察她，觉得非常有趣。 裸身的她就和他想象中的一样：身材匀称、强壮、结实，一头直发，微凹的小腹，平坦的胸部，大而呈淡褐色的乳头。 他没注意到她有没有疤痕、痣或其他的特征。 “你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片刻？”她说。“你真的累坏了。” 马丁·贝克顺从她的话。他真的累坏了，而且几乎立即就睡着了。他最后看见的一幕是她坐到桌旁，她的一头金发沉落到书上。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正低着头看他。她说： “该醒来了，已经十二点了，我快饿坏了。下去把大门锁上好吗？我来把三明治放在烤箱里热一热。钥匙就挂在门左边，有串绿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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