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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骛子说过：“请多多照应”这一类的客套话之后，便离开了屋子。猿丸马上把房门轻轻关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说道， “带着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写的介绍信，当然不能不见啊。” 听猿丸的口气，是在作解释。说着，他打开烟盒，取出一支“和平牌”香烟，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没一会儿，他又把香烟在烟缸上揿灭，一本正经地说道。 “她当然坚信末婚夫是无罪的。假如光是这一点，来头再大的介绍信也不顶用，我不会来麻烦你，你本来就够忙的了。老实说，我的看法同她一样，虽然我没有在她面前表示过。” “哦？你是说，二阶堂不是凶手罗？”鬼贯脸上显出诧异和惊愕的神情，“既有动机，又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他连‘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都提不出来。” “我要说的正在于此！一切过份周全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你想过没有。会不会有人事先预谋好来诬陷他呢？” “你这种推测离题太远，会一事无成的。除非有什么确凿的事实自当别论外，光因为手续过份齐全就想否定二阶堂是凶手，我不能同意。”鬼贯从正面反驳，他脸上的神情好象在说。事至如今，没有必要再来讨论了。 上面这两个人所触及到的事件，原来是指这样一桩案件。 正好在一个星期之前—五月一日的中午，在青山〔青山是东京市内的地名。〕高树町的一家高级公寓里，一个名叫篮本万作的男子被杀。当时有一位客人来，他发现这一情况，吓得脸色苍白地跑进一层楼的公寓管理人房内报告。 于是公寓管理人慌忙奔上楼去察看，只见篮本的颈部扎着一条不太干净的毛巾；眼睛瞪着；露出紫黑色的舌头；空拳紧握：身体早就变冷了。 按照惯例作了检查，查明五斗橱里的活期存折被窃—这便成了与二阶堂隆吉有牵连的第一个理由，因为隆吉正在为自己的结婚费用大伤脑筋。对于这一点，隆吉解释说：“尽管为了结婚用钱的问题一时很伤脑筋，但我听从了朱骛子的意见，决定结婚典礼从简，不设宴招待客人，新婚旅行也打算只在外住一宿。所以这事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了。” 第二个理由是：现场的桌子上有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由此可见凶手不是流贼而是篮本熟识的人。对于这一点，隆吉提出：“自己与篮本并不太熟，除了业务上的事以外，从未与篮本交谈过什么话，何况自己一次也没有去过篮本所住的公寓。”此外，根据推测，凶手根本没有用手碰过自己的杯子，凶手是看准篮本一时不留意而扑了过去的。 第三个理由是：根据新的刑法，物证在证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警方仔细探查了留在现场的凶器—毛巾究竟是谁的？当查明毛巾的主人是篮本同一个科里的隆吉时，隆吉的嫌疑也就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点，隆吉的脸色都变了，他辩解说：“虽说这条毛巾是我平时在单位里使用的东西，但是几天前就不翼而飞了。” 第四个理由是：在隆吉办公桌的右边最下面的小抽屉底下，发现了隐藏着的活期存折，就是篮本被窃的那一本。对于这一点，隆吉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这东西怎么会放到抽屉里的，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隆吉的态度显得有点强词夺理，这就更给刑事警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第五个理由是：隆吉提不出自已“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据推断，行凶的时间是在前天晚上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之间。平时在这段时间里，隆吉应该在自己又脏又小的公寓里看看书什么的，可是唯有前天晚上他出去了，而且他对这一点所作的说明，有明显的编造迹象。 “前天晚上，大概是九点钟，有一个女子打电话来。这个女人在电话里说，‘针生让我转告你，要你立即到‘七叶树’这家店里去一下。’于是我换上衣服，慌忙离家赶去。”隆吉说道。 这个正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发色乌黑，前额短窄，还留着孩子的稚气，他脸上的表情很认真。然而他越是认真，就越象早就预料到而将事先准备好的词儿背一通似的，给人一种显然是编造的感觉。他所说的针生，是朱骛子的姓。 “七叶树？这是一家什么店？” “咖啡馆。电话里说：‘在靠近神保町的交岔路口，你到那儿马上就能找到。’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把十字路口的两侧和里侧的房子挨着门面找过了，依然没有。我走着找着，花了一个半小时，弄得精疲力尽，只好回家。第二天我碰到针生，问她是怎么回事，针生说，她根本没有托人打过这种电话。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受谁的骗了。” “你在路上没有遇见过什么熟人吗？” “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遇见过。”隆吉颇似懊恼地咬着嘴唇。尽管隆吉否认作案，警方还是把这件案子送呈检察厅处理了。 “那么，你是认为另外有一个人事先布置了圈套？”鬼贯问道。 猿丸慢慢地，简直很有把握似地轻轻点了点头，他的相貌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长着一对明亮深遂的眠睛，给人以富于理智的印象。猿丸和鬼贯不同，念的是经济专业，要不是干上了现在这一行，今天一定是某某公司的处长、科长一级的人物。二科的人都很用功，猿丸也不例外。前些时侯还看到他在复习凯因斯〔凯因斯(1883—194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原理呢。 “那个人可能了解篮本被杀后我们就要发愁了。”猿丸说。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指侦查二科。 “这事可不许外传噢，今年年初，我从一个熟识的贸易商人那里听来一件趣事—某宫厅经理部的一个年轻的会计科科员，乘着‘凯迪列克’〔一种高级名牌轿车，是全世界最大的芙国通用汽车公司出产。英文名Caddil1ac。〕到处兜风，他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纳妾两名，在贸易公司投资，在热海买了别墅。我觉得这家伙不寻常，便在私下探查起来。这个会计科科员就是现在被杀的篮本万作。”猿丸说道。 “怪不得他那么阔气，会住在高树呀的公寓里。” “岂只如此而已，他在市内还有两处小妾的住宅呢！在神乐坂的妓院街有一个艺名叫什么屯驹的艺妓，篮本花了九十万日元替她赎身，让她住在赤坂。篮本还让一个舞女住在代代木初台的一所房子里，这舞女当选过‘日本美女’。对于篮本过着比传言有过之无不及的奢侈生活，我们都大为吃惊。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小小会计员，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收入！我想他一定是贪污了公款无疑，便顺着线索探查下去，发现他近三年来盗窃公款达五千六百万日元。按我们这样的收入标准，得工作两百年〔原文如此。本文最初发表于1957年。〕才可能到手这个数目的钱。” “不过，他独自一人恐怕干不了吧，应该有同党合伙的吧？” “不错。”猿丸深深地点点关，“那个同党就是副科长。每当篮本轧好账来结算账目时，副科长就操纵科长，使科长糊里糊涂地‘嘣嘣’盖上章。这副科长年岁要大一点，毕竟世故得多。他比篮本狡桧，住的房子和一般的职员阶层毫无两样；在上下班的客流高峰期间，照样挤电车；身上的穿着也很朴素；只是在吃的方面稍稍讲究一些。他让妻子在新宿开了一家搞家庭副业性质的手工艺品商店，把这方面的收入也计算在内，人们不会怀疑他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完全被他蒙蔽了。就是这么回事。” 说着，猿丸的身子往前探，脸上更加充满着激情。他告诉鬼贯，已命篮本万作随时出庭，并开始了审讯工作。 “一开始，篮本万作一问三不知、装聋作哑，有时还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由于我们证据齐备，他当然没法一直硬撑下去。大概到第五次接触的时候，他低下了头，答应一星期后写出详细的交待材料给我们，我们也都在翘首以盼。谁知在第四天上他就被杀了。”猿丸说。 “那么，你说的这个藏在幕后的人是指副科长罗？” “对，就是植田博人。” 说起植田这个人，鬼贯当然知道，那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眼角下垂，身体胖墩墩的。鬼贯去检查二阶堂的写字台时，曾和植田招呼致意过。当时植田说了那种千篇一律的话。“属下出了杀人犯，当是自己监督不严造成的，万分遗憾。”虽说这话当时并没有给鬼贯留下什么太坏的印象，但现在听猿丸一说，鬼贯觉得植田和气的笑脸背后隐藏着老奸巨猾，这种人干那样的勾当本不足为奇。 “这一贪污案甚有来由，弄得不好，很有可能与政治捐款有关。篮本一交待，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植田，他最为恐慌。所以我认为植田比二阶堂有更强烈的杀人动机。”猿丸说。 “即便真是如此，为什么要选中二阶堂充当杀人凶犯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猿丸摇了摇头。 接着，猿丸以一种平时所没有的认真神态说道： “也许是因为二阶堂周围的情况正合乎凶手的需耍。或者是出于更加积极一点的理由，要把二阶堂踢入灭亡的深渊。要是如刚才那位与二阶堂有婚约的女子所说，二阶堂是一个爽直并富有正义感的青年，那么他的为人必定是植田这种人势不两立的眼中钉。不过，把这些问题调查清楚是你的工作范围，我是记挂着植田‘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问题。我估计，植田既然能特意把二阶堂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完全破坏掉，安排得不露破绽，可见他一定在自己杀死篮本的事情上预先准备好了一个伪造巧妙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想我们不要去上植田的当才好。我认为，当时把二阶堂叫出去，让他上一个虚构的咖啡馆赴约，这勾当应该是植田的妻子干的。” 要作出谁是凶手的结论，绝对不允许存在丝毫的疑点。鬼贯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情况，经过研究，决定接受猿丸的分析。 首先去见植田，他获悉自己成了嫌疑犯后，那张带着酒晕的红脸因为生气一下子变成紫色了。但他硬压抑着怒火，还是以一种恼火而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道：“四月三十日晚上，我和学校里的一个年轻后辈在一起喝酒，凡事可问这个年轻人，搞清楚。”植田以前常挂在脸上的那种象是惠比寿〔惠比寿是日本的七福神之一，相传是航海、渔业、商业的守护神。〕福神的笑脸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影迹全无。 鬼贯并不把植田的发火当作什么享儿，他直接从植田本人口中询得了那夭晚上的情况，然后即去位于日本桥的印度人商行拜访跟植由一起喝酒的小早川让二。 在大厦五层楼的一间小小的房间内，有两个脸色黝黑、衣冠楚楚的绅士，他们说，“小早川是这儿的办事员，他刚刚从通产省回来。”这个小早川是个青年，衣着利落，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眠镜，人很消瘦，好象有点神经质。他有眨眼睛的习惯，镜片后面的双眼时不时就眨一下。小早川谈了那天晚上的情形，确实与植田博人先前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四月初的一天，植田打电话给小早川，说在马票代售处买了马票，但都输掉了，他想瞒着妻子向小早川借两万日元，月底一定归还。植田从前曾帮过小早川的忙，所以小早川立即去提取自已的存款。 植田第二次打电话给小早川，已经是二十八日了。他说要把借款还给小早川，说事情毕竟让妻子知道了，不过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他还对小早川说。如果有空，希望上他家去玩，并小住几天。小早川决定去新宿拜访一下这位前辈的家，他已经好久没去了。 三十日傍晚，他俩在东京车站碰头，然后坐电车去新宿。一到新宿，植田马上领小早川走进车站前的一家啤酒馆。也许。是因为正值“五·一”节前夜的缘故吧，人很拥挤，他俩在服务员的帮助下，总算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啤酒送上来后，植田一口气喝了一半，他问小早川， “你熟悉夜晚的新宿吗？” “那得看是什么地方啦，城市的阴暗面就不太了解。” “好，令晚我给你当向导。” 植田拍了拍胸脯，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小早川也很喜欢喝酒，右手衡量着啤酒壶的那种份量，口中尝到通过喉咙时的啤酒花香味，这时他觉得活着太有意义了。 从啤酒馆开始，他俩还上小吃铺、咖啡馆、酒吧间、电影院等处去逛了一圈，然后疲乏地到了植田家中，这时小早川手表的指针指在八点五十分上。植田的家在番众呀，到闹市去的话，步行只需十分钟，房子虽不大，优点是很方便。对于每夭从八王子到减市中心来上班的小早川来说，心里很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居住环境。更不用说附近这一带一到晚上真是静得出奇啦。 “喂，肚子饿了，有什么吃的没有？” 在书房里一坐下，植田就象个任性的孩子似地嚷起来。书房窗子的右侧有一只豪华的书橱，橱内收着一些相当厚的书籍，橱上放着一只沉重的大理石座钟。小早川心里在想。我成了家的话，也要去弄一个这么漂亮的钟。植田的妻子已有三十五岁，大概是没有生育过的缘故吧，显得比较年轻，然而她的美貌总令人觉得有点象白痴。 “要不要来点乳酪？”她问。 “尽说傻话，乳酪能吃饱肚子？小早川君也饿了哪。去弄点荞麦面条来吧。” 植田以小早川做挡箭牌，让妻子去叫面馆送炸虾荞麦面条来。植田倾听着妻子给面馆打电话的说话声，忽然如梦初醒似地站起来，对小早川说遣： “对了，在面条还未送来之前，我先把借你的钱还你。那次很不客气地向你开口借钱，请多包涵。” 植田说着取出钢笔和印鉴，在写字桌上打开了支票簿。也许是妻子开商店的关系，植田常用支票来付款。 植田的妻子八重子打完了电话，站到小早川的旁边，对小早川说道： “这次不知中了什么邪气，竟会去买马票。从前中过一次奖，尝到了甜关，所以又去买。这次可输惨了，他还要一味地瞒着我！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来给小早川君添麻烦了。” 八重子说着，用一种责怪的眼神朝丈夫瞥了一下，植田佯作没看见。 “不，那没什么。”小早川边说边写收据，他一看金额数，发觉植田多开了两千日元，便嚷遣： “啊呀，这是怎么回事哪。” “利息呗。” “别开玩笑，我又不是放高利贷的。” “前辈向后辈借钱已经是做颠倒了，要是连这点还不能做到，我不是无地自容了吗？” 植田说得很热诚。八重子也附和着要小早川收下，小早川只好从命了。 后门传来了送荞麦面条来的叫声，八重子慌忙出去，没一会儿，她端来放有两只大碗的盘子回到屋来。美味的炸虾荞麦面条的香气扑鼻而来。虽说肚子还不是空空如也，但是喜欢吃养麦面条的小早川一看见眼前的食物，只觉得口水直冒。 “嗬！取名一茶〔小林一茶(l763—l827)，日本近代著名的排句诗人。〕？这店名其是不同凡响。”小早川正要掰开筷子，看到标在碗盖上的店名，便停住手不动了。 “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据说这是受一茶的诗句‘月亮菩萨荞麦面’的启迪而起的店名。这家店的荞麦面条比较好吃一点。”植田停下向口中送面条的动作，自豪地说道。 植田呼呵呼呵地吹着热得烫舌头的养麦面条，吃得津津有味。忽然，八重子象想起什么事似地嚷道。“喂！”可是嘶鲁嘶鲁发着响声吃面条的植田好象没有听到妻子的呼唤。 “喂！”八重子嚷道。 “嗯？” “我想起来了，你是否已把借橱原君的钱还掉了？” “糟了！我真忘了！”植田放下筷子和碗。 “今天是月底哪！我早晨还一再提醒过你呢，可你……”八重子的神态严肃起来。 “请你原谅。” “不必来向我赔礼。说好这个月归还才借来的，到月底还不好好还清，今后将信用扫地哪！是现在就去还是怎么样？” “哟，九点都已经过了，今晚就免了吧。”植田的神情可怜、沮丧，他看了看书橱上的座钟。 “九点钟怎么就不行呢？不是半个小时就能回来了吗？” “嘿。二十分钟可以来回了，不过明天还他还不成吗？” “行啊，行啊！我再说一句话，理应付的钱一旦不如期照付，哪怕是延迟了一天，你的信用就一钱不值。失去信用，易如反掌；要想恢复信用，谈何容易哪。再说，对橱原君那种一丝不苟的人，你要这样做，实在是……” “懂了，懂了！”植田象是生气似地喉咙大起来，“你是说只讲一句话，可怎么唠叨个没完没了呢？我去，我去就是了。这种事也该等吃完面条后再说，你瞧，面条全都胀糊了！” 当然，面条哪有这么快就胀糊的！植田无非是因为自已正想从从容容地再喝个痛快，八重子却来提醒他这件事，所以心里很不高兴。植田憋着一肚子气吃完面条，对小早川说。“就在附近通有电车的那条街上，我去一下就回来，你稍等片刻，回来后我们再开一瓶威士忌酒。”植田带着支票簿站起来走了。 “喂，别忘了带印鉴哪！” “真噜苏，知道了！”植田象吼叫似地骂着出了门。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替他放在心上，简直是个大孩子。他倒还要摆臭架子！”八重子说。 小早川毕竟还年轻，他听八重子这么说真不知如何应答才好。八重子在丈夫刚才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松了一口气。 “光向你一个人借钱还是不够，他又去向熟悉的内衣商店老板借了五万日元。”八重子皱着眉头抱怨着说，这时她大概感到对客人讲这种话不太合适，便丢开了心里的不愉快，做出一副笑脸来。 “你是喜欢音乐的吧。从九点钟开始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呀听的。”八重子这么一说，小早川看了看写字台上那张晚报的广播节目栏，果然，关东广播电台在播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好。就听它吧，请打开收音机。”八重子说。 一只中型的收音机和座钟并排放着。小早川站起身来打开收音机，转动刻度指针。随着指针的转动，收音机里各电台的声音此起彼伏，不一会儿，对准了关东广播电台，可以听到c小调的乐曲了，这时刚开始演奏第一乐章，钢琴弹得沉重有力，大概是一位年轻的钢琴家在演奏，很有味儿。虽说是短短的三十分钟时间，但小早川与别人的妻子晚上在屋里相对而坐，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所以这更使他神经质了。倒是莫扎特那特有的天使般的乐曲，不时把小早川从尴尬的气氛中解救出来。没一会儿，演奏结束，播音员正在报着电台的波长，就在这时，听到了室外开大门的声响。八重子关掉收音机，竖起耳朵静听，听到了植田的声音。 植田走进屋来，脸上发红，有点上火的样子，但是刚才出去时的那种不愉快情绪已经不复存在了。 “怎么样？”八重子问。 “遇见了。他让我多坐一会儿，但是我有贵客在家等着，还有美酒和可爱的妻子，所以我待了十分钟左右便回来了。晤，小早川君，你的那张支票写上了日期没有？” “日期？哟……”小早川拿出支票一看，真是没有填上日期。 “我在那边也忘了填，被橱原君提醒后才发觉。今天晚上也不知是怎么搞的。” “你喝醉了哪。”八重子说。 “别胡扯，我还没喝过瘾呢。你把乳酪和熏鱼拿出来。” 八重子出去后，植田除去笔套，用钢笔填上了日期，接着从书橱里取出威士忌酒。 “你瞧，这是‘老派儿’〔这是一种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商标名称，英文是“OLdPARR”，据说“派儿”是指活了152岁的托马斯·派儿(1483—1635〕。〕牌的。”植田说。 “啊，太令人高兴了。”小早川嚷遣。 象小早川这种战后的青年人，这天晚上还是第一次接触那么名贵的威士忌酒，他看着眼前这琥珀色的液体，不由得舔了舔舌头。 “的确，你那天晚上喝醉后，只好住下了。不过九点钟以后植田就外出过那么一次吗？”鬼贯问。 “哎，因为他外出回来后一直在屋里喝酒，他妻子也一起在场的。” 小早川好象很敬服植田，他对鬼贯在这种事上盘根究底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小早川眨眼睛的频率逐渐加快了。鬼贯装做不曾注意似地继续询问。他从小早川口中获悉，当时植田说去内衣商店而离开家的时侯，大概是九点零五分。 “植田回来时又是几点钟呢？”鬼贯问。 “这时莫扎特的乐曲刚刚结束，所以大概不到九点三十分。” 由此可见，植田大概离席二十三分钟。假如植田是凶手，那么除了这二十三分钟他不可能另有机会去作案；而二十三分钟的时间是足够去青山作了案再赶回来的。所以侦查的焦点理所当然集中在这段时间内了。鬼贯觉得首先需要查明植田去内衣商店是否确有其事，其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弄清楚书房内的座钟到底准确不准确，因为伪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最通常的做法是拨动时钟的指针，在时间上让别人上当。 但是小早川这个青年人认真严肃地说道。 “座钟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和我的手表所指的时间完全一致。如果还是不敢相信，那么你可以去找荞麦面馆核对，他们送面条来正是九点整。 朱骛子的母亲见女儿回到了家，便为女儿忙这忙那的，侍侯女儿在饭桌前坐下后，问道： “晤，情况怎么样？警方调查的结果怎祥了？” 朱骛子刚才利用午休的时间去见了鬼贯，打算探问一下下文如何。她去公司的时侯是怀着希望的，神采奕奕，相比之下，她回来的时侯却很沮丧，神色黯然，可见朱骛子是“出师不利”了。但是做母亲的还是忍不住，非问不可。 朱骛子没有马上动筷子吃饭，她那小小的脸蛋平时显得很天真，这时却象是老了不少。 做母亲的再一次问遣： “你瞧，茶全凉了哪。警部〔警部是警察官之一级。〕先生怎么说？” “……没有用。”朱骛子表情悲苦，象是把嚼着的黄连往外吐似的。 “猿丸先生好象也在怀疑副科长植田博人是杀人凶手，然而这个植田具有可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先生说完全无懈可击。”朱骛子对母亲说。 面对母亲失望的神情，朱骛子倒象是很起劲地说了起来， “案件发生的时侯，据说植田君在新宿的自己家中请朋友喝威士忌酒。虽说曾经考虑过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万一时钟被人做过手脚了呢？然而连当时送荞麦面条去的面馆的时钟也核对过了，它们标出的时刻完全一致。” “哟，这可为难了。”母亲说。 “植田这个人中途曾离席，到一家内衣商店去还钱，因为植田借过商店老板橱原的钱。这也确有其事，商店老板证明植田来还过钱。” “我说阿骛哪，植田他不是有什么兄弟和表兄弟吗？要是拜托兄弟做替身的话，植田的朋友和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很可能会轻易上当，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现在的人哪，只要你肯出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呢。” 朱骛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她否定了母亲的好心分析，说道： “你说的这一点并没有遗漏掉，已经调查过了，植田给他的朋友、给内衣商店的老板都开过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笔迹。而警部先生从银行把那支票借出来送到警视厅的检验室鉴定过了，确定支票上的笔迹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写。可见在家中饮酒的人，出现在橱原内衣商店里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换句话说，植田绝对不可能去青山高树町杀了人再回来。” “但是，植田去还钱给那家内衣商店老板，这事毕竟有点蹊跷。也许植田确实是去内衣商店还过钱，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时间坐出租汽车驰往青山吗？” 朱骛子的母亲总想努力找到一条破绽，她继续无力地挣扎着。因为确认植田是凶手的话，隆吉就无疑能回到女儿身边来了。 “你说的这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从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内衣商店，只须六七分钟的时间。植田来回的时间和内衣商店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绝对去不了青山的！”朱骛子说。 植田是九点零五分从家中出去的，七分钟之后，在九点十二分到达内衣商店。植田和内衣商店老板闲扯了十分钟左右，给老板开了支票。老板留植田再聊一会儿，植田因为有客在等着，没有答应，向老板告辞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点二十八分。可见，即使雇了出租汽车植田也绝对没有往来青山行凶的多余时间。朱骛子想，举出这些数据给母亲听的话，只会把母亲的脑袋搅昏，所以就没再往下说。 “难道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不会撒谎吗？他就那么可信？”朱骛子的母亲又问道。 “哎，他没有撒谎。当时，有一个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职员恰好来店里买衬衫，这个职员看见了植田。听了警方调查得来的详细情况，连我也觉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可信的。”朱骛子回答。 “这么看来，凶手是别的人罗？” “不，不是这么回事。猿丸先生说：‘凶手肯定是植田。’他说：‘可以肯定，鬼贯君是被植田假造出来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所蒙蔽了。’可是这个假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又毫无破绽……”朱骛子低声嘟哝着，象是讲给自己听似的。 朱骛子的母亲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女儿才好，只得不胜怜悯地注视着女儿。她曾经扳着指头翘首盼着的结婚后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场美梦而已。 “别那么悲观失望，天无绝人之路。喏，把碗递过来，今晚我做了阿骛你最喜欢吃的炸虾饼呢。”朱骛子的母亲强作欢颜，嗓音明朗，象是在替女儿鼓气。无论怎么说，在当时那种场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适当的话了。 且说这个时候，鬼贯正在国分寺的自己家中独自吃着晚饭。他一个人过着连小猫都没有一只的独身生活，晚饭当然很简单。 鬼贯回想起白天在虎门的咖啡馆会见针生朱骛子的情形。当他把调查结果告诉朱骛子时，她的神情懊丧极了。想到这些，鬼贯觉得很不是味儿，下颚不由动弹起来。根据内衣商店老板和荞麦面馆老板提供的证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阶堂隆吉是凶手了。 话虽是那么说，但是鬼贯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这桩案件老是在心头萦回。若要说这种想法有何根据，那连鬼贯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松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他总算发现，问题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据小早川所说，植田在开支票的时候忘了签日期，植田是从内衣商店回来后补签的。对于这件事，鬼贯表面上象是听听算了，但内心里总觉得植田的行为有些反常——对一个开惯了支票的人来说，那毕竟有点粗心过份了吧。 可是仔细一想，似乎又没有必要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费精力侦查一番。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鬼贯又觉得这其中好象潜在着某种目的，植田也许是故意那么干的。鬼贯便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了当事人植田的地位上来分析，还反复考虑。如果植田他在签名问题上不那么干，会产生什么不方便？ 鬼贯认为，恐怕植田预料到警察会怀疑他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也一定料到警察会怀疑那个在书房里吃荞麦面条、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还是替身？植田博人有两个兄弟，一个名叫雅人，一个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警察在迫不得已时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植田请求兄弟来做替身，并和妻子合谋，他植田演的这出戏不是不可能瞒过证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预先明确，那个与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别人替代的，于是就考虑到只有采取留下笔迹这个办法了。而开支票就是实现这一办法的一种手段。 要是在开支票时把金额数、署名、日期等项目一次填好的话，离家之前是他植田本人这一点虽然可以毋庸置疑，但是从内衣商店回来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植田本人就没法得到确证了。于是植田必须设置一个证据，以证实从内衣商店回家的人确实仍是他植田本人才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要招致不必要的怀疑，也就是为了使他植田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无懈可击。因此植田就采取了在离家前和归家后分两次留下笔迹的办法。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好象并不是非支票不可，也可以利用写字台上的笔记本写下些什么字迹。其实不然，植田的目的是为了替日后留下证据，要是小早川不慎将留下字迹的纸遗失，那就麻烦了。鉴于这种情况，植田想到支票倒是最理想的—支票这贵重物品会使对方慎重对待的，而且支票使用过后，银行方面也会保存一定的时期，一旦有所需，就可以拿出来作证。 洞悉植田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举动中竟然隐蔽着很重要的机关，鬼贯可吃了一惊。与此同时，鬼贯思考起这么一个问题来。植田连这种细小的地方都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可见他那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安置的伪证。 第二天傍晚，在大家纷纷离开公司下班的时候，很出乎朱骛子的意料之外，她接到了鬼贯打来的电话。鬼贯说，有话要谈，请朱骛子去一次。 朱骛子乘上地铁在神宫外苑下车，她不认识电话申指定的场所，白白耗费了一些时间之后，总算发现鬼贯坐在长凳上。 “哟，欢迎。我想，昨天我那些冷酷无情的话一定让你感到悲观失望了吧。”鬼贯说。 朱骛子觉得，与昨天的谈话相比，鬼贯今天的神情和嗓音很爽朗，仿佛换了一个人。她看看对方的大眼睛，又看看他那拉长了的下颚，心里在想，他将说些什么呢？朱鸳子小巧端正的脸上浮现出期待的神情，接着又混进了稍带恐惧的表情。鬼贯往下说道： “你昨夜睡得好吗？失眠了？这是我的不好，请你原谅。不过今天我有好消息了。在咖啡馆会被别人听去的，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 一个牵着狗的青年从嫩绿的树叶下通过，鬼贯便闭上口不作声了，直到那个青年在前面拐了弯消失之后，鬼贯才回过头对朱骛子说道。 “昨天晚上，我从各方面再次分析了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结果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向你谈过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了带决定性的证据，它可以证明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伪造的。” “啊，你发现的是什么呀？”朱骛子问道。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的。那是我好几次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一直熟视无睹，直到昨晚才恍然大悟。” “听你这么说，我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你这话意味着植田伪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已经被识破了？” “不，这二者有一定的关联，但严格地说来，当是两码事。不过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反正是不能成立了。” “啊，”朱骛子张开了红红的嘴唇，露出一口雪白发亮的牙齿。那样无懈可击，连鬼贯自己都几乎打了保票的完全可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到底被识破了吗？ “说来是很平常的事，只须把钟表的指针拨慢一个小时就行了。这种手段虽然简单，但是怎样才能瞒过证人的耳目却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凶杀案发生在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之间，。若问在这两个小时内，植田氏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支柱是什么？当然是钟表的指针。请你算一算，在这桩案件里，不管是直接有关还是间接有关，共牵涉到几只钟表？”鬼贯说。 朱骛子扳着柔软的手指慢慢地数着说道： “首先是植田家书房里的座钟，还有证人小早川的手表；此外，九点钟播送莫扎特乐曲的广播电台的报时钟也该考虑进去吧。” “对，除此以外，橱原内衣商店的钟也应该算上；最后还有送炸虾面条来的荞麦面馆的钟。总共是五只钟表。植田氏把这五只钟表分别拨慢了一个小时，于是伪造了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至于植田氏是怎么安排而达到了目的的？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总算解开了这个谜……啊唷？”鬼贯的视线落到了戴在朱骛子纤细手腕上的手表上，“这只手表很惹人喜爱呢，可以让我看看吗？” 这决不是那种值得赞赏的手表，朱鸳子稍事犹豫后，无奈何地摘下了手表。 “这是国产的便宜货。”朱骛子说。 “很有气派。一个人要是戴上那种叫作什么‘臭虫’〔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小型女式金表。〕的走私表，连人都会显得轻薄、肤浅了哪。”鬼贯说。 鬼贯的语调并不象在特意恭维，他接过手表，边瞧边继续中断了的话题， “且说小早川君，他说他进植田氏的书房时，书橱上座钟的指针正指在八点五十分上。然而正如我先前所说，这时真正的时间应该是九点五十分。所以很显然，座钟的指针是被谁拨慢了一个小时。” “是植田的妻子干的？” “很可能是这么回事。她可以在植田氏和小早川君到家之前干这件事，所以简单极了。顾便说一说，给二阶堂氏打那次骗人电话的人，我想也就是这位植田夫人。我们再接着说。下面一个问题当是小早川君的手表怎么会慢的？要是去转动戴在小早川君手腕上的手表表把，准会立即被发现的。所以必须设法让小早川君把手表摘下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鬼贯问朱骛子。 “晤，请小早川君洗个澡什么的话……？” “哎，我也是这么考虑的。这虽然不能算是很聪明的设想，但分析下来，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呀。于是我询问了小早川君，他果真在植田氏的陪同下进过土耳其式的蒸汽澡堂。恐怕植田氏从浴池一出来便很快地穿上衣服，他拿起他俩在洗澡前脱下放在一边的两只手表时，迅速地将对方的手表指针转了一圈，然后递给了小早川君。而小早川君什么也没注意到就戴上了手表，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啊，对啦，我只顾讲话，忘了把手表还你了，喏，请你赶快戴上，别弄丢了。” 朱骛子把表带缠到自己纤细的手腕上，心里觉得，在鬼贯的解释中，臆断的成分过多了一点，不免有点愕然。朱骛子想。那澡堂的具体情况虽然不了解，不过墙上大概会挂着电钟的吧。那未完全可能发生以下这种情况—小早川会在无意中仰头看到电钟，并核对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朱鸳子抬起头来，正好与鬼贯的视线相遇，这时鬼贯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也许洞察到朱骛子的心理活动了。想到这一点，朱鸳子有些发慌，她为了掩盖过去，脸上也同样浮现出暧昧的微笑。 “对于小早川君没能察觉植田氏这种小小的把戏，你大概觉得颇不可思议吧？其实一旦被察觉的话，植田氏是可以延期作案的。但是实际上凶案是发生了，可以肯定，小早川君还是没有能察觉这微小的变化，更何况植田氏当时会借助于某些话题来转移对方的注意力，这么一来，植田氏的计划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鬼贯说。 鬼贯的这种带有乐天性质的解释，依然不能叫朱骛子不持怀疑的态度。 “那末请你看看实际例子吧。刚刚还给你的那只手表的指针，我已经暗中拨动过了。然而你一点也没有察觉，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啊！”朱骛子慌忙看看手表，表上的指针正指着五点四十五分。 “怎么样，我究竟拨动了多少时间，你是否知道呢？” “哦……”朱骛子再一次看看表面上的数目字，究竟是拨快了几分钟还是拨慢了几十分钟？她心中一点数都没有。 “指针一旦被拨动，再来估计正确的时间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我说小早川君戴上慢了一个小时的手表，他不可能感到有什么异常情况的。这一事实已经充分得到了证实。” 在实际例子面前，朱骛子不得不服。对于鬼贯的做法，她算是服了，脸上露出目瞪口呆的神情。鬼贯盯着朱骛子脸上的表情看了一会，然后象有什么好笑的事似地爽朗地笑出声来。 “哈哈哈，你完全上当了。我对你说指针被拨动过什么的，这是骗你的！喏，你来和我的表对一下看看。”鬼贯说着，把自己手上的爱尔琴牌粗劣手表给朱骛子看，一点不错，鬼贯的手表指针也是指在五点四十五分上。 “喔，我还信以为真呢，你说话时的神情那样一本正经嘛。”朱骛子说遣。 这时鬼贯又一次笑起来，说道： “你瞧，你瞧，又上当了。现在正确的时间应该是六点零五分。我的手表事先拨慢了二十分钟，再把你的手表也相应地拨慢了二十分钟。你看到自己手表上的时刻和我的一样，便自以为是正确的时间，这就错了。” “喔。” “对吧？两只手表都拨慢二十分钟的话，你就一点不会察觉。只要我不说，你一定会把五点四十五分当作正确的时间了。植田氏也是在耍弄这一伎俩，小早川君之所以没能察觉书房里的座钟慢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手表也慢了一个小时的缘故呀。” 朱骛子被鬼贯随心所欲地逗弄了一番，她苦笑着想把手表拨快二十分钟。鬼贯见朱骛子要这么做，便发出了第三次的笑声，摇摇头说， “你别动它，经常拨动指针的话，手表要出毛病的。我说我们的表都慢了二十分钟，这其实是在哄你的。我压根儿就没拔动过你的手表，我的手表也一样，没拨动过。我只不过是实验给你看看—第一，拨动他人的手表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第二，指针一旦被拨动，表主是不容易察觉的，第三，最起码的假象就能轻而易举地哄骗对方。我认为，植田氏使小早川君造成错觉，会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朱骛子点头表示同意，她简直不知道是否应该把指针拨快二十分钟。 “哈哈哈，你完全不相信我了。好，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们再来分析第三只钟。我查了那天的报纸，关东广播电台从九点钟开始播送莫扎特的乐曲。但是，实际上小早川君是在十点钟听到这乐曲的。当然，广播电台的钟不可能变慢，那末不言而喻，小早川君听到的乐曲不会是关东厂播电台的无线电电波直接送来的。原来，民间广播机构常把一些录了音的磁带复制后分给各地方广播电台，地方广播电台拿到这些复制品后，根据自己编排的广播节目，可以在本电台认为合适的时间里播放这些复制品磁带。这是众人皆知的事。于是我就给关东广播电台打电话，我从查询的结果获悉。四月三十日晚上十点钟开始播送这首莫扎特乐曲的广播电台就有秋田广播电台和近能广播电台两家。小早川君听到的音乐是来自这两家广播电台的哪一家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如果用DX〔DX是英文distance的缩写，意为远距离播送〕。收音机接收远距离的播音，在东京也可以听得很清晰。说它播自东京，听的人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稀奇。” 鬼贯说到这里不说下去了。朱骛子也移开视线，望着茂密的灌木丛。周围不知不觉暗了下来，一个人影也没有。 “这么一来，第四只钟—就是内衣商店里的那只钟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小早川君证实。植田氏吃完面条，带着支票簿和印鉴离开家上橱原内衣商店去了。我们已经知道，小早川君的手表是慢了一个小时的，可见植田氏离家时的时间不是九点零五分而是十点零五分。也就是说，植田氏到达内衣商店的时间实际上是在一个小时之前—真正的九点十二分才对。那末植田氏在这人为的九点零五分的时刻离家，当然不是为了去内衣商店，他是为了去青山杀人。这么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植田氏在真正的九点钟过后上内衣商店去的时侯，小早川君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晤，怎么样？对于这个疑问你没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难道小早川在什么酒场上喝得不省人事了？” “果真是这么想！你要知道，如果让小早川君醉倒，植田氏反而麻烦。什么道理呢？因为植田氏迫切需要小早川君把九点钟至九点半钟之间的情况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在此之前绝不会让小早川君喝醉的。我曾请小早川君将那天晚上的活动一件一件地回忆出来。情况是这样的，在土耳其式澡堂冼过澡后，他俩一起到新闻片电影院〔这是一种不停反复放映短新闻记录片的电影院，观众随到随看，也可以随时离去。〕去过，由于戏院地处闹市，观众当然非常多。植田氏使提议：‘这样拥挤，没法一起看了，还是各自找空座位坐下看吧，看过后，在戏院外面汇合，你看怎么样？’小早川君当然不会反对，没一会儿，他在前排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了。上映的全是短片子，大概一个小时就看完了。小早川君由出口出来，一看，植田氏已经先在外面等着了，他俩交谈着刚刚看过的那些短片子，一起到番众町植田氏的家去了。” “这么说，植田是在中途偷偷地溜出新闻片电影院，到内衣商店打了个来回罗？” “是那么回事。植田氏会对内衣商店店主说‘家中还有客人在等着’这一类话的。为了可以与小早川君交谈，植田氏肯定已经预先看过那些新闻片子了。怎么样，植田氏做出来的事，你现在弄懂了吗？” “哎，听你这么一解释，是明白了。不过从关至尾联系起来一考虑，总觉得还存在些问题。”朱骛子直率地说遣。 “这也难怪，日后我当把我写下的记录给你看。至于那第五个钟—养麦面馆的钟，它是怎么出的毛病呢？这倒是一个疑问。我不仅问过一茶面馆的店主人，连送面条的店伙计、坐在账台上的女主人都问过了。他们一致断言，给植田家送炸虾面条肯定是在晚上九点钟。面馆接到植田家的电话订货后，立即在写字台上的一本备忘簿上记了下来，簿子上确实没错。这么说来，一茶荞麦面馆的钟应该是正确的，一分钟也不差。可是我之所以能肯定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伪造的，前提无非如我刚才所说—植田氏书房里的钟慢了一个小时！所以只要一茶荞麦面馆不改变看法，那就不得不承认植田氏书房里的钟和小早川君手上的表都表示着正确的时间；那就表示我作出的推理是错误的！所以我简直不知所措了。” 朱骛子听得入了迷，这时不禁长叹了一声。 “与前面四个钟表布下的大小机关不同，这第五个钟的谜给侦破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汤的证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一定得设法侦破它，所以冥思苦索起来。哟，不知不觉已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如果你愿意，今晚我请你吃荞麦面条怎么样？”鬼贯说。 两人决定去就近的荞麦面馆，便一起乘上公共汽车，在新宿下了车。拐过伊势丹角后，有一家电影院，他俩从电影院前走过时，鬼贯告诉朱骛子，这就是植田氏和小旱川君去过的那家新闻片电影院。可是上映的片子已经换了。朱骛子想到植田曾利用这家电影院伪造下了“不在狙罪现场的证明”，不禁饶有兴趣地看上几眼。 一走过电影院就来到一条新辟的马路前，只见在对面的十字路口拐角上有一家荞麦面馆。 “这一带是三光呀，它与番众町相毗邻。”鬼贯说。 灯笼式的玻璃招牌上写着“砂场街荞麦面条”，鬼贯一边穿马路一边唠叨着： “近来，在招脾上斯文地写上‘御荞麦面条’的面馆愈来愈多。我看还是从前那种‘生荞麦面条’的招牌更有江户时代的风韵，味道也比较好，你说是吗？现在东京也渐渐庸俗起来了。” 两人分开门帘进入面馆。鬼贯对一个姑娘说。“来两个大碗的，”接着，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竟去和姑娘攀谈起来，向人家提一些奇怪的问题。 “哎，你知道植田先生住哪里吗？”鬼贯问。 “知道的，在后面第三个胡同。”姑娘答。 “植田夫妇俩很爱吃养麦面条吗？” “好象不太喜欢。不过，一茶面馆靠他们家近，也许是和一茶打交道吧。” 鬼贯不知与姑娘耳语了什么，姑娘突然神色严肃起来了。 “最近，植田家没有来叫过面条？”鬼贯问。 “是的。” 姑娘歪着头沉思了一下，朝朱骛子那儿瞥了一眠，她大概是不理解鬼贯为什么提这种问题，有点迷惑不解。可是朱骛子对于鬼贯想探问什么是有所领悟的，尽管不十分清晰。 “喔，来叫过的，不久前的一天晚上……” 姑娘总算回忆起什么来了。由于面馆比较小，大概厨房里也可听见鬼贯和姑娘的谈话吧，这时一个青年的脸从厨房里探出来，插嘴道。 “顾客先生，那是三十日夜晚的事，是十点钟左右。” 鬼贯压低了声音，和那个青年交头接耳谈了一阵后，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向青年遣别，然后一个转身回到了座位上。鬼贯的表情既没有特别开朗，也没有出现什么高兴的神态，然而他的说话声毕竟显出了满意的腔调。 “我估计大致上会是这么回事的。植田氏请小早川君吃的炸虾荞麦面条其实是这家面馆送去的。” “啊！？” 朱鸳子感到很意外，叫出声来了，她的思路一下子有点跟不上来。两人吃完面条从砂场出来后，鬼贯便解释给朱骛子听。 “一茶面馆接到植田氏的订货，确如一茶面馆的人所说，是在九点钟。九点钟这个时候，小早川君正在看新闻电影片子，也应该是植田氏偷偷溜出电影院的时侯。所以一茶面馆送炸虾面条到植田家里时，当时只有植田氏的妻子一个人在家。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植田氏带着小早川君到了家中。于是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植田氏叫唤肚子饿，让妻子叫面馆送荞麦面条来，植田氏的妻子伪装向一茶面馆订货，实际上是在给砂场打电话。” “……” “不一会儿，从砂场送来了荞麦面条，植田氏的妻子把送来的面条倒入一茶面馆的大碗里，端给植田氏和小早川君吃。当然，盘子、木筷子〔一种用时一掰为两根的筷子。〕、调味等，全都用一茶面馆的。小早川君会把这砂场的荞麦面条错认为是一茶面馆送来的，当然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总算弄明白了……” 朱骛子没有露出感激的声音，她忍住了，她倒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做。原来，朱骛子曾向神作过祈祷，盼望神能立证隆吉的无辜。现在一旦成了现实，朱骛子的情感上仿佛出现了一个大的裂口，使猝然来临的喜悦升不上来了。 鬼贯仿佛对拥挤的新宿退避三舍似的，他邀朱骛子进入一家兼卖水果的茶室，要来了饮料。唱片送过来的气氛音乐〔指渲染悲、喜、哀。乐的情绪音乐。〕的弦乐器奏着迷人的旋律，这与他俩的谈话内容一点不谐调。 “说实话，这第五个钟的问题真是棘手。我是在给你打电话之前才明白过来的。可是我没有时间实际证实一下我的推测是否正确。由于昨天我让你受惊吓了，所以今天想尽早把情况告诉你，好让你高兴高兴。有鉴于此，我决定当着你的面进行实地侦查。如果没有在刚才那家面馆得出个结果来，我打算把附近一带的荞麦面馆走遍，三家、四家都不在乎。不过每次得吃荞麦面条，我心里实在担心最后你肚子是否要撑破呢！哈哈哈……” 鬼贯把调羹拿到手中，放声大笑了。这话虽算不上什么好的幽默，但是看到鬼贯的笑脸，就会使人深信，这个警部真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朱骛子似乎感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温暖气氛，也忍不住笑了。吃完东西，鬼贯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翻到其中的某一页上送到朱骛子的眼前。这一页上记着如下的一张一览表： 正确的时间 拨慢后的时间 行动 八点四十分 植田和小早川进新闻片电影院。 八点五十三分 植田的妻子向一茶面馆订面条。 九点钟 一茶面馆送面条来。 九点零五分 植田溜出新闻片电影院。 九点十二分 植田去橱原内衣商店。 九点二十二分 植田离开内衣商店。 九点三十分 植田回到新闻片电影院。 九点四十分 小早川走出新同片电影院，和植田汇合。 九点五十分 八点五十分到达植田家中。 九点五十三分 八点五十三分向砂汤面馆订面条。 十点钟九点钟砂场面馆送面条来。 十点零五分 九点零五分植田伪称去内衣商店，出外作案 十点二十八分 九点二十八分植田杀人后回家，伪称从内衣商归来 朱鸳子一行一行看着，象在仔细玩味其中的内容。 “当然，这张表不能象列车时刻表一样囊括一切，我只是把最容易理解的内容写上去而己。” “我完全明白了。”朱骛子说。接着，她又抬起头来说道。“不过，我心里还留有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没解开的谜？” “先前你不是说过的吗！你说已找到确实的证据，可以肯定植田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假的。这证据是什么呢？” “哦，是这么回事。” 鬼贯点了点头，把皮包放到膝上，从包里取出两张纸片。那是植田博人开给小早川和橱原的支票，由于鉴定笔迹的需要，从银行里借出来的。 “请你拿着这两张支票仔细看看。”鬼贯说。 朱骛子遵照鬼贯的话看过支票后，什么异常也没发现。这是两张兑现过的支票，一张票面是两万两千日元，另一张是五万两干五百日元，日期是昭和三十二年〔即1957年。〕四月三十日，都有植田博人的签名盖章。 朱骛子把支票翻过来观看，那张票面小的支票背后被染上了模糊不清的钢笔字迹，好象是墨水洇开来造成的，此外就是小早川让二的住址、姓名和印章。另一张支票的背后也有着橱原内衣商店店主的姓名和印章，但没有墨水污迹，十分干净。 朱骛子把两张支票的表里一而再地瞧看，还是没法理解鬼贯究竟在这支票上发现了什么。 “这东西有什么问题吗？”朱骛子问。 “嗯。” 鬼贯的嘴角上浮起微妙的笑容，他问朱骛子。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给朋友写信的时侯，是怎样使用信笺的？” “怎样使用？当然是从第一张顺次往下写啦。” 朱鸳子见鬼贯提出这种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实在不理解对方是什么用意，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鬼贯却故意卖关子似地无视朱骛子的疑问，他仍旧回到了本题说： “你看看小早川君收下的那张支票的背后，那上面染有一些无关的字迹，是墨水洇出来造成的。你好好看看，字迹还可以辨认得出来。” “……嗯，是‘钱五万日元’，还有植田博人的签名，那数目字不是‘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吗？” “对，对，能辨认出这些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你现在总明白染上去的字迹是怎么回事了吧？” “喔，我明白了。这是开给橱原内衣商店支票上的字呀！” 鬼贯没有回答，他深深地点了点头，把两张支票叠在一起给朱骛子看，说道： “你瞧，这么一来不是正好吻合吗？那就是说，写在一张支票上的字迹还没干，就叠上了另一张支票，所以墨水染到另一张支票上去了。造成这现象是必然的，因为小早川君收下的支票是五十张一本的支票簿的第十四张，橱原内衣商店收得的支票是第十五张，既然如此，钢笔字迹染了上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鬼贯一字一句地解释给朱骛子听。朱骛子也全神贯泣地听着鬼贯的讲话，努力弄明白其中的意思：既然小早川的那张支票装订在橱原内衣商店的那张支票上面，那末写在橱原那张支票正面的字迹染到小早川那张支禀的背面上，就是必然的现象了。 不过那又能说明什么呢？这时鬼贯说道： “根据小早川君的讲法，植田氏是当着小早川君的面开的支票，植田氏把开好的支票递给小早川君后，带着印鉴和支票簿出门了。我们已经清楚，植田氏不是去内衣商店，而是去青山杀人。即使如植田氏所说，他出了家门是去橱原内衣商店的，那末他在店主面前开的支票上的字迹就不应该染到小早川君那张支票的背面去，因为事情很清楚，这时小早川君己收下植田氏开给自己的支票，放入了衣服口袋中，小早川君也正坐在植田氏家书房的椅子上，在听莫扎特的乐曲！” “喔，这倒是真的呢！”朱骛子说。 经鬼贯这么一解释，朱骛子方始恍然大悟，她为自己的脑筋迟钝而不好意思起来。 “要使这一矛盾变成不矛盾的话，只能认为：植田氏肯定先给内衣商店店主开了支票，然后再给小早川君开了支票。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植田氏翻过第十四张支票，先开第十五张支票，支票上的墨水还末干，这时也许是因为支票簿从桌子上掉落到地上了吧，墨水就染到第十四张空白支票的背面去了。我是这么推测的。我们刚刚谈过信笺的情况，我认为不管是信笺还是支票簿，都应该是从第一张顺次向下用才对。但是，植田氏为什么要跳过第十四张先用第十五张呢？他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鬼贯说。 下面的情况，不用鬼贯解释也一清二楚了。朱鸳子心里在想，听了鬼贯的说明，一切是那么简单，然而最初动出这个脑筋的人真是不容易，打个比喻，就仿佛哥伦布的鸡蛋①。 “支票从支票簿上撕下后，会有存根留下，只要查看那存根，那末第十四张开给谁，第十五张开给谁就可迎刃而解。植田氏玩的把戏，其关健无非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是先给小早川君开的支票，然后再给内衣商店店主开的支票。所以植田氏无论如何得把第十四张开给小早川君，把第十五张开给内衣商店店主。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复杂的伎俩，植田氏要办到这一点并不难。要是不露出这一破绽……” 如果植田不犯下这一点小错误，那末他的计划是很顺利地如愿以偿了。在没有对支票问题引起重视前，鬼贯事实上不是已经把植田伪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断定为确凿“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了吗？那样的话，隆吉就得呼冤叫屈地走上断头台。朱鸳子一想到要是植田不犯下这个小错误，她浑身就不寒而栗。也许是这一恐怖感深深印入了朱鸳子脑髓的缘故吧，她感到今后一旦提起这件事，自己便会哆嗦呢。 “我今天上午去见了内衣商店店主，拐弯抹角地总算探得了墨水染到支票上去的原因了。”鬼贯继续说道，“我从店主那里得知，当时正好有一阵夜风从窗子吹进来，风把支票簿的纸张哗啦哗啦地很快翻了过去。应该说，是这风索取了植田氏的命，也是这风救了二阶堂氏一命。” 想到生与死就在那微妙的一瞬间截然地分道扬镳，连鬼贯都不禁为它感慨系之了。鬼贯沉静地说完最后几句话后，把笔记本放入了口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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