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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尤拉运气不错。早晨他准备去上班时，妻子照例又一次疑心重重地间他，星期六打算上哪儿去。令人惊异的是，最近四年来尤拉没有一个星期六在家里待过，不过每次他准备去上班时，总是听到妻子疑心重重地这样问他，想听到从他那简短礼貌的回答中得出的公正推论。妻子从昨天起心情就非常不好，因此让她说出放他去谢卢亚诺夫家过夜那句他渴望听到的话是不必费很大力气的。在谢卢亚诺夫家那问空房间敞开的窗前的长沙发上过夜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妻子的话说得越粗野。越难听，尤拉就越有理由“生气”。 “我预感到，要是我死了不再打扰你，你就高兴了，”他一边冷冰冰他说着，一边打开大门，抓起挎包挎到肩上，“我到办公室或者到尼古拉家去过夜。我不打搅你，你好好休息休息。也许你终究会明白，不该没完没了老是瞧不起人。” 星期六这一天是在奔忙中度过的。尼古拉接待了马拉特·拉特舍夫，分析他的不在现场证明。尤拉这一天用一部分时间来调查卡佳·戈洛瓦诺娃，因为他不喜欢卡佳的举止，觉得很可疑。当然，要说她一个人完成了两个如此复杂且早有预谋的刺杀是不大令人信服的，但她完全可能是一个策划者。真想知道，是跟谁一起干的？跟埃利娅的父母？跟图尔宾的母亲？还是跟马拉特·拉特舍夫甩了的情人？ 另一部分时间用于研究那个奇怪的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她70多岁上突然心血来潮喜欢搬起家来。 当然，星期六可不是进行这种历史性研究的最好日子，因为五月份到别墅去的季节开始了，想在家里找到什么人可不太容易。但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 他们俩半路相遇，一起回到谢卢亚诺夫家。顺路走进一家大型超级市场，买了一大堆食品。当然，主要是科罗特科夫买的。他每次到朋友家来过夜总是这样。起初尼古拉还想扮演一下殷勤好客的主人的角色，给科罗特科夫做晚饭，可是尤拉很快就让谢卢亚诺夫这个烹调新手勉为其难了。 “尼古拉，家里给我做的饭食我连看都不想看。倒不是老婆手艺不好，做的不好吃，只是我家有四张嘴巴，靠两个人不多的工资过活，所以她不得不节省着过。当然啦，要是我的话，用这点儿钱也可以吃得好一点儿，可是我能说不合她心意的话吗？不管你说什么，她总是一个回答：等你挣得像伊万诺夫、彼得罗夫或者西多罗夫那么多的时候再回家来吩咐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年青时代读法学专业，在民警局里工作名声好、受人尊敬，而攻读民法、经济法和财政法，那个时候只意味着能在企业里混个法律顾问的差使、枯燥单调地苟且偷生？说20年前我选择报考哪所高校时，根本无法预料，今天一切都正好翻了个个儿？说20年前金融家、经济学家、计划工作者、会计师、民法专家，说得客气点儿，没人看得上眼，可是今天，人家成了生活的主人，成了百万富翁，而我们，这些民族的骄傲、社会的精华，却被抛到一边，横遭污辱？尼古拉，简单说吧，只要你让我到你家来睡觉，我就自己动手。我做的饭味道好极了。” 这使谢卢亚诺夫十分满意。 他们买了些调味汁、调料、蔬菜，每样一两份儿，装了满满几网兜，快步朝尼古拉家走去。这些调味汁、佐料、蔬菜的名称，谢卢亚诺夫从未听说过，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跟什么东西一块儿做了吃。 “你那包里是什么东西这么香？”个头儿不高的谢卢亚诺夫问道。他小心翼翼地仰起头，望着高大的科罗特科夫，咽着饥饿的口水。 “不告诉你，”尤拉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对尤拉来说，最大的快乐是让尼古拉因猜不出而难受。他从来不事先说，打算用什么东西做什么。但是每次都做得好吃极了。 “科罗特科夫，你这个坏蛋。”尼古拉生气了，“你知道，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一点我忍受不了。快告诉我，是什么这么香？说呀！醋渍蒜头？” “不是。” “熊葱？” “也不是。尼古拉，别问了。”科罗特科夫哈哈大笑。“过一个钟头你就知道了。” “真见鬼！”尼古拉被激怒了，“一个钟头后我会因饥饿、好奇而死的。” “你要是表现得好，我就放你进厨房看看烹调大师是怎么工作的。”科罗特科夫答应说。 他们进了厨房。尤拉扎上一条围裙，动手洗菜切菜，谢卢亚诺夫则在面前摆满一张张记着笔记的纸片。 “简单地说，拉特舍夫供认，凶案发生时他在昆采沃婚姻登记处。”他向尤拉简要地讲述了他和马拉特及其女友叶梅利扬采娃的长时间谈话。 “那么是谁看见他的汽车了？”科罗特科夫一面切着圆葱丝一面用手背擦着眼泪问道。 “老实说，谁也没看见。那是我虚张声势诈出来的。”尼古拉坦白说。 “怎么，毫无顾忌地诈他？” “不，不完全是。有一辆绿色汽车，这是真的。有个人看见了。当然，牌号是我发挥了想象力。” “发现汽车的是什么人？” “是个小伙子，在邻近建筑工地的起重机上干活。他坐在高处，看得远。我头一件事便是跑去找那些建筑工，幸好他们星期六也工作。起重机司机说，婚姻登记处所在的那个广场从他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老是朝那儿张望，因为他自己很快也要结婚了。他回忆起，那辆绿色小汽车驶离婚姻登记处，高速驶过广场大约是在1点刚过。” “算你运气好。”科罗特科夫点头赞许说，“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跟你商量商量。”尼古拉微微一笑，“拉特舍夫除了到过婚姻登记处之外，我还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控他。我跟侦查员谈过，他断然拒绝搜查拉特舍夫的住宅寻找手枪。” “他是对的。已经过了一个星期，要是手枪至今还藏在他那儿，那么它一定还会在那儿，什么时候搜查也不晚。要是他已经把枪扔掉了，那么搜查就更没有意义了。现在只好使用一些小的花招儿了，采取根本性措施已为时过晚。说到底，想破坏巴尔托什和图尔宾婚礼的人太多了，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进行凶杀。只不过在那儿发现了马拉特，其他人幸运，没人认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去过那儿。也许是那个戈诺瓦诺娃，要么就是图尔宾娜老太太，还有可能是巴尔托什太太本人。她杀了人，把婚姻登记处的工作搞得乱作一团，把手枪塞给一个什么人，比方说塞给卡佳。卡佳那时候正在不远的地方，不想被新娘看见。马拉特在婚姻登记处旁等着卡佳，她很快乘马拉特的汽车走了。再没有什么别的了。所以，要么搜查所有人的住宅，要么不露声色，暗地里行动。” “对，对，一点儿不错，”谢卢亚诺夫接过话茬，“他正是这么说的。顺便说一句，我没发现拉特舍夫和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有任何联系。所以，如果你我把他作为主要嫌疑人，那么首先应该调查这件事。你那儿有什么新发现？” “我在调查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科罗特科夫忧郁地叹了口气，“真是个令人不解的人。听听我都打听到了些什么吧。她生于1925年，一个著名建筑师的家里。家庭生活富裕，她是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的。后考入医学院，当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未婚。她父亲死于1956年，母亲死于1963年。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套摆满书籍、绘画和古董的宽大豪华住宅里。1968年她生了一个儿子叫瓦列里，可谁也不知道是跟什么人生的。她有两个十分要好的女友，她们可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可是两个人都死了，一个死于去年，另一个四年前就死去了。她以前的邻居、同事自然都不知道，她自己不说，他们也不便于问。就这样直到1985年，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便一直住在她那幢古旧而珍贵的住宅里，把瓦列里抚养大。后来她却突然像疯了似的，开始从一所住宅搬到另一所住宅，而且每搬一个住宅总比原先的那个要小些、要差些。” “换个小点儿、差点儿的房子，为了拿补差费？”谢卢亚诺夫猜测说。 “很像是这么回事。”尤拉点了点头，“这样的话就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钱干什么？如果说，第一次搬家时瓦列里17岁，那么可以推测，钱可能是用作一笔巨大的贿赂，为的是让儿子不参军或者送他上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等一等，可那时她已经60岁了，她儿子不可能参什么军，他是年迈母亲的独生子，应该免服兵役。” “哎哟，我怎么把这条规定给忘了，”科罗特科夫深感遗憾地皱了皱眉，“这么说，我说了这么半天都白说了，还得从头开始。她1985年突然需要钱，有什么急用？而且数额这么大。” “也许她想避开什么人，换个地方住。你记不记得她第一次搬到哪儿？” “我短外衣上面口袋里有一个活页本，劳驾给我拿过来。那上面记着呢。” 尼古拉取来短外衣，当着科罗特科夫的面掏出那份两天前他给他留在办公室桌上的情况资料记录。 “真怪，”他耸了耸肩，“她在那幢房子里住了60年，可突然搬到紧挨着的那条街上。” “真的？”科罗特科夫放下手中那把不时搅拌几下煎锅里炒的圆葱的厨刀，两眼直盯着谢卢亚诺夫。 “你有把握，她新搬的住处就在紧挨着的那条街上吗？”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没错儿，正常走路只相距三分钟路。你要是不信，咱们这就去，我指给你看。”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对莫斯科了如指掌。因此，他的话完全可以相信。 “这么说，她不是隐藏起来。”尤拉一边用舌头舔着粘在刀刃上的金黄色圆葱碎块，一边深思地嘟囔道，“尼古拉，这么说，还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免除儿子的兵役，也不是为了他上大学。那么莫非瓦列里犯了什么罪要花钱打发受害人或者向侦查员行贿？”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因为科罗特科夫开始进入一道十分精细、需要全神贯注的操作程序——制作卤汁。谢卢亚诺夫家里没有量杯，各种拼料只好凭眼力大约估摸着量。这种时刻是不能谈任何闲话的。 调配好卤汁后，尤拉把切得整整齐齐、事先拍松的肉放了进去，记下时间。 “塔吉克式煎肉排要浸渍45分钟，不多不少。”他说，“这是咱们的第二道热菜。第一道过十分钟就好。” “第一道是什么菜？”尼古拉急不可耐地问道。 “用十种不同蔬菜做的辣汁菜丁。别怕，你会喜欢的，挺好吃。好吧，咱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我们那位老太太。钱的问题暂时不谈，来看看今天她都干些什么。第一，她不让她儿子娶埃利娅·巴尔托什，而且拒绝做出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第二，她不知为什么到很远的郊区柳别尔齐去跟一个两次被判刑的醉鬼帕沙·斯米季延科来往。” “跟谁？跟什么人？！”谢卢亚诺夫突然问道，由于出乎意料，他把烟灰没磕到烟灰缸里，而是磕进了盛矿泉水的玻璃杯里，“跟帕沙·斯米季延科？” “是呀，你认得他？” “唉，尤拉，你怎么忘了？你自己也认得他。你不可能不记得他。1980年传我们大家去作证，因为我们大家都认得他。想起来了吗？” “咳，真见鬼！” 科罗特科夫笨重地跌坐到椅子上，双手在围裙上擦着。 “这么说，就是那个家伙？” “是啊，是那个斯米季延科。” “我怎么把他的姓给忘了，真是的！不错，我想起来了，帕沙·斯米季延科。上帝啊！是那个下流坯！”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我一想起他，就感到恶心。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跟那位领退休金的医生、著名建筑师的女儿能有什么关系？” “雇佣？”尼古拉猜测道，“她雇他破坏儿子的婚礼？” “有可能。不过她干吗要破坏儿子的婚礼呢？为什么她这么不愿意儿子娶埃利娅？不过，如果斯米季延科真是个酒鬼，那么从他口里套出实情倒是不用花大力气的事儿。明天一早我就去请他喝伏特加酒。” “我跟你一块儿去。”谢卢亚诺夫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尤拉感到奇怪，“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多此一举。” “好奇心呗！”尼古拉笑着说，“想看看帕沙，好多年没见他了。” “好吧，”科罗特科夫同意了，“咱们一块儿去。” 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两个人喝了一瓶伏特加，科罗特科夫只喝了三分之一。然后他们在厨房里又坐了很久，这一个星期忙忙碌碌，有很多话来不及痛痛快快说个够。尼古拉想念孩子，一想起那个背叛自己的妻子就恨得要死。尤拉诉苦说他不能抛下他的妻子利里娅，让她一个人照顾儿子和瘫痪的母亲。他们当然也谈了被刺杀的两位新娘，婚礼前夕收到同样的匿名信的两位新娘，那桩案子实在是稀奇古怪、头绪纷繁。 “可惜娜斯佳在休婚假！否则她是会理出头绪来的……” 星期天，娜斯佳·卡缅斯卡妞原本指望从容不迫、懒洋洋地度过，不料却一下子紧张忙碌起来。先是她母亲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打电话来。本来娜斯佳和阿列克谢今天该到母亲和娜斯佳的继父家里去吃午饭，但是来电话说，计划变了。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被紧急召去工作单位——法学院，他在那里教犯罪侦查学。学院一位领导猝然去世，得安排葬礼及葬礼后的酬客宴，可因为赶上星期天，什么人也找不到。 “娜斯佳，你爸爸马上得走，看样子晚上才能回来，咱们得另作安排。”母亲说道，“让他把我送到你家，晚上等他办完事儿再接我回去。咱们玩一玩儿，说说悄悄话儿，你们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再到我这儿来。” “当然，妈妈。” 母亲突然要来家里，意味着娜斯佳原来打算的半天安安静静搞翻译的计划全泡汤了。得整理房间、用吸尘器除尘、把随手乱放的东西摆好、上商店买食品、做饭。这一切都不会使娜斯佳得到快乐。但她不想拒绝与母亲见面。 她正忙活着收拾房间，安东·舍夫佐夫打来了电话。 “阿纳斯塔西姬·帕夫洛夫娜，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原谅我。我知道，我这样做有点儿不得体，但主编掐着我们的脖子逼我们这样做。” “出什么事了？”她没明白。 “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采访的事，请您给我们报纸发表一次谈话，我们给您刊登那个女人的照片。” “记得。怎么啦？” “是这样，照片我们刊登在昨天的报上。主编吩咐在照片和寻人启事下面加上一段文字：‘与寻找这位妇女有关的那件血腥凶杀案有关的细节，本报将于星期一出版的下一期作详细报导。请看本报记者对目击者的采访。’从商业角度我是很理解主编的做法的，有这样一个预告，他就能以三倍的价格出售明天的广告版面。” “有道理。”她同意说，“那么问题在哪儿？” “问题在于，要是采访报道明天刊登，那么现在就得进行采访。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您有自己的安排，不过……” “真拿您没办法。”她叹了一口气，“那咱们来商量商量。不过有一点，我是哪儿也不能去。妈妈要到我家里来，一直要待到晚上。” “当然，阿纳斯塔西哑，当然。您只要定一下时间。” “下午3点，好吗？” “我们3点准时到。”安东高兴地向她保证说。 娜斯佳心里却在责骂自己不会拒绝别人，她发疯似地用吸尘器在屋里的地毯上来回吸着。真是的，今天怎么这么不走运，妈妈和记者都赶在同一天来了。但这还不算完。娜斯佳刚收拾完屋子，洗完淋浴，换上那件她喜欢穿的旧长罩衫，在厨房里坐下准备喝杯咖啡、吃点儿夹火腿面包，这时，门铃响了，达莎飞快地走了进来。 “达莎，你肚子里怀的好像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气球，你在乘着气球飞行。”廖沙一面亲吻她，一面开玩笑说。阿列克谢一直很瘦，朋友们形象地形容他走起路来骨头都咯吱咯吱响。所以他简直无法想像，像达莎这么大的肚子怎么个活法，更何况还得走动，甚至还要奔跑。 “就你一个人？萨沙在哪儿？”娜斯佳拥抱着她问道。 “在楼下锁汽车。” “真的？”娜斯佳疑心重重地脱口而出。弟弟锁汽车从不多花一秒钟，他说只要他把司机座位一侧的车门用钥匙锁上，报警信号系统便马上自动接通。今天可有点儿不对劲儿。 她的怀疑不无道理。几分钟后，萨沙扛着一只大箱子闯了进来，腰都压弯了。 “这是什么？”阿列克谢望着那只有40公斤重的箱子吃惊地问道。 “水果和鲜鱼。昨天夜里这鱼还在里海里游着呢。”亚历山大喘着粗气回答说，“我的一位朋友从巴库寄来的。他本想赶来参加上星期六的婚礼，但他们那儿出了一件什么麻烦事儿，机场关闭了，昨天航班才恢复。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机场去接早晨的航班，他给我寄来了刚摘下来的水果和昨天傍晚才捕的鲜鱼。我跟他说不用了，婚礼一星期前就举行了，可他什么也不想听。他说，这些对你妻子有益。” “这也对，”娜斯佳笑了笑表示同意。“对她有益处，就让她吃。你把它拿到我们这儿干吗？” “要不往哪儿放？”亚历山大两手一摊说，“我那儿这样的箱子有五个。我父母和达莎父母各送去一箱，给你一箱，还有一箱得另找地方放。水果不能放，熟透了，最好两天把它吃掉。鱼呢，就更不用说了。冷冻已经来不及了，在炎热的空气中已经晃荡了十二三个小时了，得赶快做，赶快吃。娜斯佳，你的熟人中有没有人要？要是白白糟蹋了，真太可惜。人家费了好大力气，又是包装又是寄的……” 娜斯佳用手亲切地抚摸了一下弟弟汗湿的脸，吻了一下他的鼻子。 “萨沙，你真能把人气死。这么重的东西你干吗一个人扛？廖沙可以下楼去帮你呀。你会受内伤的。又是一个扎博京斯基①。多的那箱我来处置，你就别操心啦。我和奇斯佳科夫也有父母呀。” ①扎博京斯基，俄罗斯著名举重运动员，世界纪录创造者。多次获得全苏冠军、欧洲冠军、世界冠军、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译者注 “好极了。”萨沙高兴了，“给我倒点儿什么喝的，我们再开车往前走，去送掉这些鬼箱子。” 娜斯佳拿来一杯矿泉水，温柔地望着他那瘦瘦的脖子，脖子上那只突出的喉结每喝一大口水便抖动一下。突然，她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 “萨沙，你去送东西的功夫，让达莎留在我们这儿，好吧？她跟你东奔西跑干吗，只能多吸汽车废气。我跟她把水果挑一挑，分一分等级，哪些得马上吃，哪些还可以放一放，聊一聊婆婆妈妈的事。达莎，你看我的建议怎么样？” 娜斯佳说这话时，悄悄向达莎递了个眼色，让她知道，问题根本不在水果。 “是啊，萨沙，让我留下好吗？你待会儿来接我。” “好吧。”卡缅斯基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留下吧，我5点前回来接你。” 他和廖沙下了楼，把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箱子抬了上来。这只箱子里装的水果鲜鱼准备分给廖沙和娜斯佳的父母。 他们送走了萨沙刚关上门，雍容华贵、穿戴雅致的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就来了。娜斯佳看见她身后跟着继父，手里提着一个挺大的包。 “孩子，我把妈妈交到你手里马上就得走。”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很快说。他总是一看眼色就明白妻子前夫的女儿的心情。他立刻注意到娜斯佳脸上有一丝惊慌和无可奈何的神色，又看到站在屋里的达莎，便明白了，这样小的一座住宅里，人似乎多了些。娜斯佳有点儿急躁不安，在生气。 娜斯佳感激地吻了吻继父，毫不掩饰她感到松了一口气。 “这个包拿去，是给你的。” “这是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道。 “妈妈送你的礼物。从瑞典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服装和罐头。” 娜斯佳看了一眼表。离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到来只剩下20分钟了。要是今天她不被弄疯，那么以后无论什么样的精神挫折她都能受得住。 剩下的20分钟里，她除了指示达莎该怎么做，向妈妈简要说明了情况，换了一身衣服，甚至还来得及淡淡地化了一个妆。3点整，安东·舍夫佐夫和新闻记者来了。新闻记者自我介绍说叫斯拉瓦·沃斯特罗克努托夫。 “我不想让我的照片出现在报上。”娜斯佳请客人和达莎入座后对他们说道，“因此，我给你们找了个替身。你们采访我的这位亲戚，我的弟媳，她当时也在现场。安东，您还记得达莎吗？” “当然记得，”舍夫佐夫微微一笑，“怎么会记不得您呢？您的外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是我的外貌令人难忘，而是肚子非凡出众。”达莎爽朗地笑了起来，“婚姻登记处可不太常见像我这样怀孕这么久的新娘。不过我对您的彬彬有礼很欣赏。” “这么办。”娜斯佳继续说，“由达里姬·卡缅斯卡娅向你们发表谈话，给她拍照拍多少都行。要是有什么只有我能回答，并且你们非常需要在谈话中提及的问题，由我来回答，但这些话也算是她的话。总之，谈话中最好不提我的名字。好吗？” 娜斯佳从新闻记者的脸色看出，记者不喜欢她的这个要求，他想采访刑侦处的工作人员，以证明他与刑侦处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碰上有人不想和他交谈，不肯向他透露任何消息的时候，不妨漫不经心似的顺口说上一句：“我善于搜集微妙的情报，刑侦处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一星期前发表了我采访反严重暴力犯罪科的卡缅斯卡娅的谈话。”但是不管斯拉瓦·沃斯特罗克努托夫喜不喜欢她的主意，反正他得按她说的去做，因为昨天的《刑事侦查报》上已刊登了预告，星期一将发表这个倒霉的采访。因此，不管有什么困难，这次谈话必须进行下去。 安东怕影响达莎讲话，一下子给她拍了几张照片。这之后，娜斯佳便把他撵到厨房，让他在那里踉丈夫和母亲待在一起，她自己回到房间里。 娜斯佳把安东·舍夫佐夫一领到厨房，廖沙便马上感觉到，他们三个人待在这里不会舒服。娜斯佳请母亲在新闻记者同她和达莎交谈时，跟摄影记者闲聊解闷儿。阿列克谢·奇斯佳科夫找不到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像木偶似的一声不吭地呆坐着？动手做午饭？要么就得加入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的毫无意义的谈话。他与这个人唯一的关系就是，他们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即案发现场待过。当然，还有一个办法：绕过摄影师，与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闲聊。他早就对丈母娘很熟悉，至于摄影师，如果他愿意，就让他去适应吧。 总之，奇斯佳科夫逐一权衡了这间拥挤的小厨房里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后，决心作出明智的决定：不参加这出戏的演出。舍夫佐夫来到厨房后5分钟，阿列克谢便忧心忡忡地打开冰箱，像是寻找什么东西，可找了半天，最后还是不高兴地说，他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午餐必须使用蛋黄酱，他昨天告诉娜斯佳说用不着买，因为冰箱里还有两瓶，可现在才发现，那两瓶不是蛋黄酱，而是姜粉。简单地说，他请求原谅，他必须马上去商店买蛋黄酱，但今天是星期天，几乎所有商店都关门休息，要买到这个蛋黄酱看来得花费不少时间，因为他可能得到市中心去，到特维尔大街，上叶列谢耶夫百货店去买。 奇斯佳科夫教授一边这样唠叨着，一边披上一件牛仔服离开了这座一时集聚了太多人的住宅。 “您那天为什么去婚姻登记处？有什么事？” “我作娜斯佳的证婚人……” “她为丈夫的姐姐的婚礼作证婚人。”娜斯佳更正她的话，“不必提名字，读者对名字不感兴趣。” “您到婚姻登记处时心情怎样？” “心情好极了。我本身是一小时前结的婚，因此，您该理解，跟做新娘一样。” “您说什么？您也是5月13日那天结的婚？” 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十分好客，每做一个动作都伴随着一长串解释和哈哈大笑，安东也跟着哈哈大笑。她很久没来女儿家了，所以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找茶叶时间最长。 “安东，您听我说，看来我得向您道歉，恐怕我没法儿请您喝茶了。”她打开所有的橱门和盒盖后说道，“我找不到茶叶。” “都找遍了吗？”安东两眼紧盯着娜斯佳的母亲看，他发现至少有五个地方可能放着茶叶，可她却看也没往那儿看一眼。 “依我看，到处都找遍了。让我来给您煮咖啡吧。” “谢谢您，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我不喝咖啡。” “怎么回事？” “心脏不好，医生不让。” “真的吗？”她惊讶地问道，“这么年轻！我非常同情您。您知道，年轻人生病，老年人却自我感觉良好，这不正常。就拿我来说吧，像新生婴儿那么健康，可我的娜斯佳，整个儿一个病包。总是脊背疼，大概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自己是吃天然食品长大的，你们却是用化学合成食品喂养大的。生态环境破坏了，空气污染了。” “您女儿娜斯佳这么多病，怎么让她进民警局工作了呢？是走后门安置的？” “安东，说哪里话，要后门干什么。干这工作是她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当然，我丈夫一辈子都在刑侦处工作……” “您瞧吧。”舍夫佐夫讥讽地哼了一声。 “我跟您说老实话，他跟娜斯佳的工作分配毫无关系。她一生里一切都是自己奋斗的。” “她背疼医务委员会怎么能通过？” “她可能没告诉过任何人她受过创伤，医生们也没查出来。我们的医生怎么样，您是知道的，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么说，为了进民警局工作，只好说谎了？”安东笑道。 “不是说谎，只是隐瞒了实情。”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笑着回答，“这可不一样。” “可依我看没有什么不同。顺便说一句，您在那只盒子里找找茶叶看，那儿您还没看过。” “这一个？哎哟，真的。您瞧，这不是茶叶吗？您怎么猜到的？” “凭直觉。” “……为什么您确信，凶案发生十分钟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婚姻登记处走出来？” “因为我丈夫和廖沙……” “和我亲戚的丈夫。”娜斯佳纠正她的话说。 “对，是这样，和我亲戚的丈夫。他们把门关上，谁也不让出去。”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有人叫他们这样做的吗？” “是娜斯佳叫他们这样做的。” “是我丈夫的姐姐叫他们这样做的。”娜斯佳又一次更正她。 “对，是我丈夫的姐姐。” “她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从前她遇到过这种事情吗？” “她读过很多侦探小说，所以她知道该怎么办。”娜斯佳替达莎回答说，“斯拉瓦，您想毫不掩饰地暗示读者，当时有一位刑侦处的工作人员在场，并且您有幸跟她相识，您的这一愿望我可以理解。但是，放弃您的这个想法，好吗？我是不会容许达莎说一句多余的话的。” “谢谢您，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茶很好喝。请您告诉我，您的女儿从小就想在民警局工作吗？” “不，安东，哪能呢？！她从小就学几门外语，学数学。当时我曾深信不疑，她会效仿我，成为一名语言学家。怎么说呢，事先一点儿先兆也没有。后来，从九年级起，廖沙跟她经常在一起。廖沙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数学家，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事。我丈夫期望他们考同一所大学，上同一个系。可是，您瞧，我们错了。” “难道她没跟您商量？” “当然商量过。我劝过她，可我丈夫却鼓励她。显然，他的理由比我的更有说服力。您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不过感兴趣而已。这个职业不是女人干的，可是我觉得，您女儿却干得很顺利。这可以为我们报纸提供一个好素材。我想您会同意的。” “有可能，有可能。”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就我所知，她是绝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呢？” “这不太好解释。”她笑道，“可能是性格如此。” “难道阿纳斯塔西娅·帕夫洛夫娜对荣誉不感兴趣？” “您瞧，她的确不感兴趣。” “这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荣誉，尤其是女人。我想，还是可以劝她同意的。” “那您就试试吧。”娜杰日达·罗斯季斯拉沃夫娜笑了笑说。“可我不敢保证您成功。” 到傍晚6点钟，一切终于恢复了正常。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结束了采访。萨沙来接他妻子，比他说的要早。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张长椅上看书的奇斯佳科夫，看见舍夫佐夫那辆黄色小汽车开走了，便马上回家来了。家里剩下三个人——娜斯佳、丈夫和母亲。 娜斯佳怎么也摆脱不掉母亲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感觉。她在国外住了这么久，已经不再理解俄罗斯的生活，不再理解他们的痛苦和欢乐。 “要善于安排收支计划，”娜斯佳告诉母亲说，“别弄得发工资前一个戈比也没有。存起一点儿钱，以备不能按时发工资时用。” “妈妈，倒不是我的钱不够用，而是因为今天我的全部工资还可以买二百美元，可一星期后就只能买一百九十美元了。美元涨价，而且一直在涨。” “真的？……” 趁着廖沙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母女俩，母亲悄悄问道： “你说说，这个摄影师安东……你跟他早就认识吗？” “认识了一个星期，怎么啦？” “你有什么事得罪他了吗？” “没有。您这话从哪儿说起？” “他不喜欢你。” “别说了，妈妈。”娜斯佳懊丧地皱了皱眉，“为什么要他喜欢我？我是他的什么人？我们是在婚姻登记处偶然相识的，凶案就发生在那儿。我结我的婚，他拍他的照。” “不，我的好女儿，”母亲执拗地反驳说，“他很生气。他对你持否定态度。” “妈妈，请你别胡思乱想。你为什么认定他很生气？” “因为他一下子就认定你是走后门安置进民警局的。” 娜斯佳哈哈大笑，可实际上她真想哭。 “妈妈，您在酒足饭饱、万事称心如意的人们中间生活惯了。他们那儿一切都井井有条，因此他们可以放任自己对所有人抱肯定态度，喜欢所有的人。您好久没在俄罗斯生活了，因此您不知道，谈论走后门今天已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谁也不会因为有人说他走后门而感到难为情，谁也不会因这件事生气。我们所有人都对周围的一切不满，都彼此仇恨。今天，只要能捞到好处，希望别人死也视为当然。妈妈，你睁开眼看看吧，看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娜斯佳看到母亲心绪不佳，便责怪自己太不克制了。应该跟母亲谈得更委婉些。她合同期满就得回来，她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吗？俄罗斯生活变化这么快，离开三年回来就得重新适应。或许，妈妈会再次延长合同，在瑞典再住上一段时间？妈妈和爸爸分离这么长时间，还能在一起生活吗？妈妈或许会感觉爸爸跟她那个瑞典情人迪克·屈恩相比显得很凶，不那么善良？娜斯佳是在意大利出差时认识屈恩的。 这漫长而紧张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疲惫不堪的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来了，用车把妻子接回家去了。娜斯佳洗好餐具，用热水淋浴了15分钟，想松弛一下，消除精神上的紧张。然而却怎么也松弛不了。 她爬出浴池，水龙头也不关，身上裹一条毛巾，来到厨房。她看也不看坐在桌旁摆纸牌卦的廖沙，从小橱里取出一只高高的玻璃杯和一瓶马提尼酒，倒了好大一杯，一口气喝干了。她故意不理睬丈夫那惊异的目光，一言不发地把玻璃杯放进盥洗池，又把酒瓶放回橱里，然后回到浴室，又站到莲蓬头下冲淋起来。冲了几分钟后，她才感到轻松了些。抽筋的肌肉放松了，寒颤也停止了。 娜斯佳用一块厚厚的大毛巾仔细擦干了身子，裹上浴衣，回到房里。她打开电视机，马上又气愤地把它关上了。第一套节目里，一个被花天酒地的生活弄得面容疲倦的家伙意味深长地唱道：“让我们今晚欢乐地死去——我们来扮演一回颓废派。”第二套是例行的肥皂剧，第三套是足球赛，第四套播送的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玩艺儿，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在扭扭捏捏地表演。 “我的天哪，妈妈，你简直无法想象在我们这儿是怎么生活的。”她一面摊开两用沙发，从柜里拿出床单、被单和枕巾，一面想道，“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这儿发生的是什么事。你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标准衡量我们的人，这种标准只能用来衡量童话中的人物和充满浪漫色彩的王子。要知道，尽管我不喜欢电视播放的东西，可这东西还是要播，而且各个频道都播，这说明，多数人喜欢它。可见我们国家里大多数人是喜欢这个头发蓬乱、开着平淡无味玩笑的白痴，喜欢那些身穿满是铆钉的衣服、戴着手镯的头脑简单的歌手唱个没完没了的音乐短片，和那些看了叫人想上吊的广告。妈妈，我们现在是一些充满怨恨、头脑迟钝的人。可您还在用基督教的‘善’与‘恶’的观念来衡量我们。我们大概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我们已经成了完全陌生、格格不入的人了。” 她脱掉浴衣，熄了灯，钻进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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