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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非常繁重，它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细致的作风，惊人的记忆力。几乎天天晚上，娜斯佳都是在计算机旁度过的，就连休息日也是如此。她要列名单，制简图，画表格，拟定资料，整理计划。她终于觉得，她已经把俄罗斯十个州内务机关有关人员的名字全都记住了，她定期从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取回最新资料，还从他那里领来了几本厚厚的公文夹以及几卷打印纸。将近两个星期过去了，她还没有得出第四点发现，而这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娜斯佳去内务部找科诺瓦洛夫，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装了一个软盘，她记得，将军的办公室里有台计算机。说实在的，她一次也未见到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使用过计算机。这一次，将军没有让她长时间地等待，而是立即就接待了她。 “您看看，”娜斯佳边说着，边打开计算机，将随身带的软盘插入计算机，“这是俄罗斯地图，蓝色的圆圈代表着还有一些系列犯罪案尚未查清的州，红色的圆圈表示在1993年中曾发生内务机关干部大变动的州。” “那么，黑色的圆圈说明什么呢？”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颇感兴趣地问道。 “别着急，您听我往下说。在我从您这儿拿走的那个公文夹里，有十二起系列杀人案件，对不对？” “对。”总局局长证实说。 “请看这十二个蓝色的圆圈，这其中五个蓝色的圆圈旁边有红色圆圈，您能想到这是什么意思吗？” “暂时还没有想到，还是你说说吧。” “这使人想起了世界历史，”娜斯佳开玩笑说，“譬如：国会大厦纵火案，或是一些反对基督教诞生的片断。” “能不能简单些？”科诺瓦洛夫紧皱眉头。 “可以，”娜斯佳随和地说，“在这五个地区中，只要发生系列残酷杀人案件，内务机关系统中就会发生干部突击变动。但是，在另外七个地区中发生了同样的残酷杀人案件，却没有发生干部疾风暴雨式的变动。作为领导人，您对此能否作出解释？” “无需作任何解释，”科诺瓦洛夫耸了耸肩，“这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什么，难道没有直接联系？您忘了，正是一年前，由于著名的莫斯科电视台记者被害一案，内务总局局长和检察长被无缘无故地撤换，而且，在议会中有人对我们的部长甚至也表示出不信任。您不记得了？” “说得很好。如果说，这两件事有牵连，那么我倒想听听您的解释和建议。” “行，只不过您要有耐心，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查明，在这五个地区中，由于发生了系列犯罪案件，内务局领导被撤换，紧接着，又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员被撤换。现在，请您注意红色圆圈，在十个发生干部频繁变动的地区中，有五个地区发生了系列杀人案件。而其余五个地区呢？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民警干部由于什么原因而被撤换？最终查明，在其余的五个地区中，有两个地区也有一些未侦破的案件，这些犯罪行为虽不属于系列犯罪案件，但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只有三个地区在发生干部变动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案件，这是用黑色圆圈表示的地区。请看，情况怎么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因素：民警干部的变动和有一些州众所周知的未侦破的重大案件。全国有七个地区同时存在着这两种因素：五个州中有系列杀人案，另外两个州的凶杀案虽不属于系列杀人案，但案情也很严重。在所有七个州中，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关键位置上的干部几乎被全部更换。我说得对不对？” “完全对。”科诺瓦洛夫笑了笑说。 “我们继续说下去。在上述七个地区中，有三个地区已经把凶手登记在案，我们假定将其称之为‘刽子手’。问题在于，要弄清刽子手的活动与我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因素是否有关。如果有关联，那么后续的受害者将会在其余的四个地区中产生。因而必须在这四个地区中寻找并逮捕刽子手，您懂吗？他的下一个目标绝不会选在有未侦破的严重案件的地区，而只能是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一个地区中。”娜斯佳几次用铅笔尖指着计算机的显示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动用所有刑侦资料，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人加以监督，我们就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找到刽子手。” “有道理，”科诺瓦洛夫赞许地说，“你对人员方面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已经划定了一个我们同行中有人可能是这个刽子手的范围？” “是做了些工作，”娜斯佳说着，按了一下计算机键盘上的键，“不过，只是大概地做了一些。这是一号名单，是从1992年到现在，在刽子手出现过的所有三个地区中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名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这份名单上总共只有三个人。四年中更换五至六个工作岗位，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从一个州调到另一个州，这是为什么呢？再看看二号名单，这些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动手打骂被拘捕的人以及实施了明显不合法的逮捕行动等原因而被解职的工作人员。这是份很长的名单，但是您应该注意到，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被清洗，也就是说，干部队伍频繁发生变动。为此，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又做了两份补充名单。三号名单上的这些人是在第一个系列犯罪案发生后和新的内务局长到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被解职的。四号名单上的这些人则是在新任内务局长上任之后，也就是在清洗期间被解职的工作人员。” “哪份名单最重要？”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问道。 “如果按照我和您的逻辑，那么，我们应该对一号和三号名单予以特别注意。当然，我不敢担保，这对不对。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推测，刽子手就是我们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这个人在内务部工作过，或者现在还在内务部工作，他掌握有这些犯罪的刑侦情报。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当他几乎要逮住凶手时，有人警告了他。但是，当他感到官方的护法体制的无济于事时，他决定收拾凶手。他从哪里弄到有关其他犯罪的情报呢？从在俄罗斯其他州的民警机关中工作的他朋友那里获得。可能，他曾经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或工作过。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要明白，这只是一种推断。还有第二种推断，实际上与第一种推断相近。刽子手不是我们的同事，但在民警机关有他的朋友，并且有许多朋友，遍布所有三个地区。或许，他们曾经在一起上学，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现在，请您看看五号名单，这上面列的是全国各地区的我们的同行。并按其毕业的大学分组。不过，这份名单的作用不是很大，制作这份名单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份也就是六号名单，上面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我们感兴趣的，譬如：还是在进行干部清洗之前就被解职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内务局有同学；或者一直在民警机关工作，在其他内务局有大学同学，而且直接从事我们感兴趣的案件侦破工作，等等。”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科诺瓦洛夫说，“你建议要对两群人实施监督：所有曾接手过未侦破的严重犯罪案件的人和六号名单上所有的人。我理解得对不对？” “对，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呢？”将军惊讶地说，“累了？” “不，不是这个原因。您能够正确理解我的想法。只是我自己不能保证，我的这些想法是否都是正确的。” “别担心，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们还要全面进行研究。” “那就需要再做一件事：看看刽子手的牺牲品有没有进入从事侦破这些犯罪案件的民警机关工作人员的注意范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是没有这些资料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思路正确与否。” “好吧，有关这个问题我会指示有关人员明天告诉你。” 娜斯佳从部里出来后就径直回到了家。乘坐地铁的时候，她本想看看书，可大脑里却不断地涌现出许多人的名字……就像一首萦绕不去的儿歌。她竭力放弃这一切，想想其他的工作，然而无法做到。取而代之的则是不断出现的一些越来越新的想法：又是需要检查啦，又是对比啦，查明啦等等。她无论如何也切不断与神秘“刽子手”有关的思路，情况真是有些异常。 阿列克赛在家里等着娜斯佳，这使得她的情绪有了好转。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阿列克赛惊讶地说，“天还没有黑呢，这会儿你都到家了。是不是宣布罢工啦？还是拒绝工作啦？” 娜斯佳高兴地吃着阿列克赛做的晚饭，甚至没有发现，房间里的电视已经打开。阿列克赛喜欢听新闻，哪怕是在厨房里或是在玩纸牌卦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娜斯佳可受不了这么高的声音，不过，今天她心情特别好，所以也就顺从他了。 娜斯佳洗完碗碟，正美滋滋地想着先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到软软的床上去，突然，门铃响了，门口站着米哈伊尔·多岑科。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小伙子，长着一副招人喜欢的外表，然而，黑眼圈儿和面颊上的一块抓痕却清晰可见。 “天哪，是你呀！”娜斯佳将多岑科由上至下地打量了一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等一下，先洗洗，把脸收拾一下，然后再谈。” 多岑科在浴盆里泡了很长时间，洗去了脸上的泥污和已经干了的血迹。当他从洗澡间出来时，形象就好多了。娜斯佳立即给他端来了一碟食品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先吃饭吧，吃完饭后你再说。汽车之事办得如何？” “已经弄清了，”多岑科说，一边贪婪地吃着花椰菜煎肉排，“我已经弄清了车的牌号，刚刚弄清的。” “那么是由于这件事他们打你了？” “瞧你说的，”多岑科笑了笑。“当然，我是挨打了，不过，从打架地点溜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娜斯佳，在犯罪世界有多少傻瓜啊！有时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既然他们中间有如此多的蠢货，那我们为何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捕光呢？” “听我解释，”娜斯佳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们中间也有许多的傻瓜，你考虑过没有，罪犯与其他所有的人有哪些不同呢？” “嗯……”多岑科被呛了一下，“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不是显而易见。我感到很遗憾，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忘了，这都是工作把你搞糊涂了。” “你指的是什么？” 多岑科放下叉子，诧异地盯着娜斯佳。 “你记不记得，我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 “记得。那是你到奥姆斯克高等民警学校来选人，我们小组正好通过了考试。” “对，当轮到你答辩时，你向考官讲述的是关于‘罪犯的个性’的问题，你答得很好，语句流畅，也没有超出教科书和专题学术著作的范围。考官听着……听着……然后问道：‘如果用两句话回答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有何不同的话，你怎么回答？’当时我明白，考官用这种挑衅的口气，是想让你再给他叙述一遍关于教育的缺陷的问题：缺乏思想道德方针、利益的狭隘性、自私自利倾向等等。而你却笑了一笑，耸了耸肩，回答道：‘如果用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犯了罪，而另一个没有犯罪。当时我就意识到，你应该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你思考问题准确，不会糊涂。而现在你却令我大失所望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奇怪的东西是不应该使别人也感到奇怪的。罪犯是居民的一部分，但不是居民中最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部分。而警察也不是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的精华。倘若居民中受教育少的人和不特别聪明的人的数量上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有同等的机会既能够钻进罪犯的队伍，也会钻进警察的队伍中来。至于天赋高、能力强、受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的人，那么他们会合情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在商业活动中、在生意场上，但绝不是在我们的低薪机关中付出更多的牺牲。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罪犯中间，智商低的人和傻里傻气的人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这类人是等量的。也就是说，在罪犯面前，我们并无智力上的优势可言，而罪犯中的高智商者和能力强的人还可能更多一些。对此，你可以看看有关的统计数字。好吧，现在你谈谈汽车一事的进展如何？” “你吩咐我寻找可能看见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那辆银白色‘奥迪’车的人，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记住那辆车的牌号，而你又需要车的牌号。怎么办？我只好再去寻找汽车盗贼中间的见证人。在使馆区，盗车团伙往往雇有当地的眼线，他的任务就是了解车况：车的主人、车上的信号系统、车库等等，这都是你曾经对我讲过的，还记得吗？” 娜斯佳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确实有一次，她曾对多岑科讲过，统计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可以帮助人们从大量的概括统计数字中发现很小的个别部分。比如说盗车吧，“你看，”她说着，将统计表在多岑科面前展开，“在城市的一些地方，侦破了一些汽车盗窃案，约占被盗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对于盗车案的破案率来说，这个百分比是不低的。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平均每十辆被盗汽车中只能破获一辆，也就是说，破案率为百分之十。这两种结果有何区别？你必须立即提出至少两种看法：第一，破案率高的地方，说明民警机关肯定装备了一些先进高效的登记犯罪案件的设备；第二，破案率低的地方，说明罪犯是经过周密考虑，且是有组织地作案，他们不随便潜入装有良好信号系统的车里，不随便打开采取了防护措施的车库，不轻易将车开走，以防车主未睡觉或从窗户里窥视。换言之，在这些盗车团伙中，有当地居民充当眼线，他要提前观察每辆车，要研究车主的习惯。” “那么你当然对在谢尔科夫斯基大道地区发生的汽车盗窃案也一定会感兴趣了。”娜斯佳说。 “当然感兴趣。既然你们这一地区的车经常被盗，且很少能找回，于是，我就冒险来到你们分局，请求给我安排一次与这个眼线的会晤。他们一开始，当然，还是不同意的，做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什么这里一切正常，东西没有丢失等等。我就死缠硬磨，最后竟把他们给说服了。于是，他们领我去认识了这个小伙子，但要求我不要告诉他，是当地的警察出卖了他。分局好像也在研究要抓他，想悄悄通过他使整个团伙暴露。相比之下我这样做太愚蠢了。” 多岑科笑了，笑得那样迷人、愉快。他为自己能够说服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与眼线的会晤而得意洋佯。 “总之，我对这个眼线真是卑躬屈膝，我说，你是如此重要的见证人，那些坐在‘奥迪’车里的大汉——那些可恶的罪犯，如果不尽快找到并把他们关进牢房，世界将不得安宁。小伙子非常倔犟，就像一头被绳索套住的猪一样，什么也不承认，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辆‘奥迪’和并排停着的黑色‘奔驰’。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那辆‘奔驰’轿车，因为它更新，但主要的还是这是一辆空车。因为那些人在‘奥迪’车里坐了整整一夜，且这辆车是1991年生产的，旧了些。若不是‘奥迪’里坐着人，那帮盗车团伙当夜就会把你熟人的那辆‘奔驰’轿车给卖了。” “车的牌号呢？你快说说，别再折磨我了。”娜斯佳恳求道。 “车牌号他是记住了，更确切地说，他做出了一副记住了的样子，哎哟，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多岑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他痛苦地皱起眉，原来是面颊上的伤痕由于大笑而有点疼痛，“我问他，你记住了车牌号没有？他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左顾右盼，似乎记住了，但又没有把握。为了唤醒记忆力，他说要去灌木丛‘方便’一下，我同意了。于是，他退到一边，背朝着我，我仔细一瞧便明白了，原来他没有解小便，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条本并翻开看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本上列了清单，登记着每辆车的牌号、型号、颜色、车主住处，以及盗车团伙所需的其他各种数据。但是，当着我的面，他是不能掏出便条本的。要知道，没有便条本，他仅仅是一个被我找到的记住了汽车牌号的见证人。而拿着便条本，他就是同谋者，是眼线。但是，我最终还是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将车牌号记下了，并与他告辞，准备去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就在这时，一群傻货突然向我扑来。显然，是他的一些朋友。见此情况，眼线拔腿就跑，当他跑到离我不到百米的时候，他们就和我打了起来。眼线见状又往回跑，拼命地喊着，让他们别打我。简而言之，一切很快就结束了，真可谓速战速决。不过，我还是吃了一点亏。” 娜斯佳将多岑科面前的空盘子撤掉，把一小筐饼干和蛋糕又推到他面前。 “吃吧，多岑科，别不好意思。你真是好样的。这样说，你已经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了？” “没有。我的脸被他们打成这样，怎能到处乱跑？去分局吧，他们会笑我的。我本想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可是我没有硬币。我用用你的电话行吗？” “你做得对。把车牌号告诉我，你先喝茶，我来打。” 半小时后，多岑科走了。娜斯佳刚刚关上门，阿列克赛就从房间里出来了，脸上挂着殷勤的微笑。 “怎么回事？”阿列克赛问娜斯佳，“是一辆什么车一整夜地停在你的窗户下面？” “你都听见了？”娜斯佳试图摆脱这种局面，“是1991年生产的‘奥迪’轿车，银白色的。” “亲爱的，你别搪塞了，”阿列克赛生气地说，“你怎么啦，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真的，你放心吧，求求你啦。”娜斯佳回答说，竭力掩盖着烦恼，“这几乎是发生在两星期前的事了，不过这两星期中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很顺利。”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追查清楚呢？” “有那个必要吗？”娜斯佳诧异地说，“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整夜地呆在我的窗户下面？” “阿霞，你又在撒谎，”阿列克赛挥了挥手，“每天晚上都有辆什么车停在你的窗户下面，而你从来没有感兴趣过。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踪你？” “现在已经不在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再看到他们了。” “那以前呢？” “以前是跟踪过，但不是那么纠缠不休。而后来，我干脆就不相信他们是在跟踪我。” “那他们跟踪谁？” “他们跟踪的是2月初和我一道出差回来的那个人。” 阿列克赛不做声，聚精会神地在洗一副纸牌。他想摆摆纸牌卦，他喜欢玩这东西。它既能帮助他思考问题，同时又可以使他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总之，纸牌卦可以使阿列克赛消除怒气，减轻精神上的负担。每当他抓起牌，他的妻子也会点燃一支烟，在一旁观看。阿列克赛对纸牌卦可以说已到了着迷的程度，甚至还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并且一直想找到一副更复杂、经久耐用的纸牌，但这种纸牌非常稀有。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个和你一起回来的人两周前曾在我们家过夜了？”阿列克赛突然问道。 娜斯佳感到很吃惊，他怎么会知道的？大概仅是猜测而已吧。也许是因为刚才她说过，“奥迪”车里的那些人跟踪的主要不是她，而是帕维尔，如果他们整夜地在她家周围转悠，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跟踪的那个人应该也整夜地呆在这里。阿列克赛的智商很高，谁让他是位博士、教授呢！娜斯佳突然意识到，她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阿列克赛。他们上九年级时相识，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断定，阿列克赛比她聪明得多，也比她能力强。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如今她已经35岁，阿列克赛不久前刚满36岁。她从来没有对他的智力优势产生过怀疑，因而，也就没有想过要欺骗他。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欺骗都是建立在可以欺骗的基础上的，而且你想欺骗的那个人一定要比你笨。 “对，”娜斯佳平静地答道，眼睛一直看着阿列克赛那摆弄纸牌的长长的粗壮的手指，“你说得很对，他是在这里过的夜。” “倘若今天不是多岑科来我们家和你谈起那辆车的事，你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 “多半是不会的。这是我的公事，无需让你的脑子里也装着它。” “你是说，别的男人在你家过夜，这也是你的公事？” “对，正是这个意思。” “他是你的同事？” “可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 “你能不能说得确切些？” “是这样的，他由于犯流氓罪而坐了两年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我的同事。但是，在坐牢之前，他曾是我的同行。” “阿霞，我不是问，他为什么在咱家里过夜。你是一个成熟的有理智的女人，假如你要做什么事，那么你肯定认为是对的。但是，倘若你突然想要背叛我，那你就去做吧。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什么劝说甚至威胁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了，所以说我也有了一些经验。你把这个人带到家里过夜，就是说，这是需要。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能从完全是一个外人——多岑科那里得知这件事，而且还是偶然得知。你竭力将此事瞒着我，这一事实使我不得不考虑，有件事比你的公事更大。” “廖沙……” “请等等，让我说下去。与你一样，我也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所以想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恳求你，阿霞，别让我怀疑。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吃醋的痛苦是什么滋味。可我现在却尝到了这种滋味。如果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对你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发觉，什么也没有察觉到。我曾明显地感到，在我们结婚前的两个月中，你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同样看得出来，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又平安无事了。然而，在这一个月中，我都体验到了什么，你是猜测不到的。所以，我请求你，别让我再一次体验这一切。我相信，那个人不是你的情人，仅仅是相信，再没有别的，因为你曾经这样说过。但是，我感觉到，这次出差回来后，你确实完全变样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与你在这个厨房里的谈话。你有没有犯过错误？是否由于这一错误而付出代价？当时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自己去猜测，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如果你亲自把他在我家过夜之事告诉我，那么我不会为此而烦恼。相反，你竭力瞒着我，对此我是很恼火的。请你谅解，阿霞，我不需要你作出任何解释，我仅仅是求你别这样做。别让我因猜疑和吃醋而神魂颠倒。” “行，我不会这样做了。”娜斯佳顺从地说，因为她明白，丈夫说得对，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坎儿，戈尔杰耶夫就叫住了她。她脱下上衣，直接扔在桌子上，迅速地捋了捋乘地铁时弄乱的头发，就到处长那里去了。 “有四条消息要告诉你，”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一条是坏消息，一条是很坏的消息，不过有令人高兴的东西，一条是不好不坏的消息，第四条则是好消息。请选择吧，按什么顺序‘点菜’？” “那就先说说很坏的那条消息吧，”娜斯佳喘了口气，“早上刚上班，精力充沛，可以受得了。” “大清早，谢梅内奇①给我打电话，说刽子手又出现了。” ①指科诺瓦洛夫将军。——译者注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呢，这次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预见到的地方，不过，倒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东西。谢梅内奇说，按照你的建议，刽子手应该在你预见的那四个州活动。他还说午饭后等你，让你看看一些新资料。” “明白。现在请说说那条坏消息吧。” “那个谢梅内奇，现在是离了你就不行，”戈尔杰耶夫不再骗她说，“他让我告诉你，根据刑侦材料，刽子手的牺牲品一个也没有搞清楚。几十个人对案件进行了研究，始终没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这名刽子手杀害的。” “这么说来，是我错了，”娜斯佳说，“这也没有什么，否定也是个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看来，刽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白白地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应该立即检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这一点。” 娜斯佳气得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发颤。戈尔杰耶夫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也没有安慰她，他太了解娜斯佳了。 “还让我做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高兴地问道。 “先说说那条不好不坏的消息吧。” “那辆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车是钦措夫·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先生的。他是杜马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个小人物，不掌握大权。关于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及其私生活以后再谈。好了，娜斯佳，想不想听下一条消息？或者对此还想补充什么？”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够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 “有人向不久前被杀害的讹诈者的证人们出示了当时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尔·巴扎诺夫的照片。祝贺你，娜斯佳，你击中目标了。” “他们认出来了？”娜斯佳叫了起来，“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会这么走运吗？” “你说什么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手一摊，“怎么不会呢！不过我不认为是走运，你从哪里找到的关于讹诈者被害的案情资料的？” “从我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你还不知道吧，我有一个自己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十年来未侦破的杀人和强奸案的案情。” “你弄这个干什么？” “破案用啊，”娜斯佳耸耸肩，“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件资料进行分析，按特征和性质，用表格的形式对各种犯罪进行分门别类。在卢琴科夫被害和基里尔·巴扎诺夫被捕后，我查阅了一下我的档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诺夫相似的凶手的材料，凶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枪行凶。” “这就是说，你想说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档案资料破案？”戈尔杰耶夫说道。 “当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侦破的悬案都记入我的档案，然后再进行分类……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就像个集邮家，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自己的集邮册，拿起放大镜和镊子，欣赏着自己的文化财富，把邮票搬来搬去，进行分类。我就是这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与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称为犯罪侦查学方面少有的勇于献身的人了。” “这就是说，我说得对，没有什么走运不走运之说，”戈尔杰耶夫果断地说，“这是你许多年来顽强工作、细心和耐心劳动的必然结果。孩子，你成功了，作为奖赏，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你最激动的消息。” “第五条消息？”娜斯佳惊讶地说，“您不是说，总共只有四条消息吗？” “这是第四条消息的延续。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可不能晕过去哟。我们的基里尔·巴扎诺夫，如你猜测的，他有父母。到目前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使他们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温顺听话的年轻人，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贪酒，有时爱发火，易激动，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请巴地扎诺夫的父母回忆一下讹诈者被杀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几乎三年过去了，当然，三年多点儿。我们主要问一些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巴扎诺夫那时有没有新结交的熟人，这些人有没有钱等等。据他父母说，巴扎诺夫生于1972年，1990年秋季征兵时，他年龄正好够服役条件，所以应征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之前，巴扎诺夫的母亲曾经看见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她不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觉得面熟，她努力地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曾经见过此人，而且也是与巴扎诺夫在一起。不过，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诺夫的手受伤之前不久。” “在这之前不久，确切吗？”娜斯佳问道。 “完全是前不久。对，是前一天。这是巴扎诺夫的妈妈说的。母亲还问过巴扎诺夫：这个人是你的熟人吗？真讨人喜欢。不过，巴扎诺夫并不明白妈妈说这话的意思。妈妈又提醒他说：与你一起从商店出来朝公园走去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我三年前就见过你们在一起。儿子的双眼中流露出空虚和纳闷。结果，母亲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当然，应该说她没有追问下去，因为，第一，这对她来说无任何重要意义；第二，她始终记着，她的儿子智力低下，虽说是轻度低能，但毕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要求他准确和确切地作出解释是愚蠢的。而我们的科罗特罗夫却使巴扎诺夫道出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巴扎诺夫的母亲更有原则性和耐力。科罗特科夫倾其所能，硬是强求这个可怜的人回忆起了那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欢的叔叔，只不过很费劲。巴扎诺夫说：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个人朝他走来，请求破一张面值十万元的纸币。巴扎诺夫在衣袋里翻了一阵，凑了一些钱，然后反复数着那些零碎的纸币，但总是数错，最后终于数清，可距十万还差约一万五，叔叔道了歉，将面值十万的纸币收了起来。因为是同路，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巴扎诺夫第一次见到他，以前与他从没有交往。所以当妈妈说这是他的老熟人时，他说没有印象。但是，娜斯佳，这仅仅是开头，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里。” 戈尔杰耶夫递给娜斯佳一张纸。 “给你看看。考考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 “这是什么？”娜斯佳接过纸问道。 “对巴扎诺夫母亲的审问记录，你看一看。” 娜斯佳迅速地在纸上扫了几眼，她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是科罗特科夫的笔迹，字大大的，虽不漂亮，但很清楚。“年龄大约40岁左右的男人，略黑的皮肤，长长的暑发，像个歌唱家。姓马卡列维奇，大大的秃额角，个子不高，比巴扎诺夫矮些，巴扎诺夫的身高是1.73米。穿着考究，虽是高档服装，但颜色不鲜艳。高加索人？不，不像，这怎么会是高加索人呢？要知道，高加索人的穿着可是别具一格。人们都穿着深红色的男式短大衣，或者是绿色的长长的大衣，就像时装杂志上的那些模特。总之……不像，高加索人的穿着习惯与众不同。而这个男人，虽说皮肤黝黑，头发深色，但不是高加索人。” “这正是尤尔采夫死时，人们在《俄罗斯》杂志上见过的那个男人。”娜斯佳说。 “哎，可别这样绝对地判断，”戈尔杰耶夫谨慎地说，“是那个人，或不是那个人，我们尚不得而知。今天午饭后，巴扎诺夫的母亲和一些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要来这儿，我们想给他们照个合影，然后把这张合影和另外几张照片给巴扎诺夫看，让他指认出曾找他破钱的那个男人。这项工作由多岑科来做，你呢，则要考虑一下：巴扎诺夫，固然不是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完全相反，但是，在他的行为和言谈中应该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一规律性是建立在健全思维的基础之上的。你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能撒什么谎，说什么真话。同时还要考虑一下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如何进行验证。3点钟之前，谢梅内奇要找你，那么下班之前你到我这儿来汇报一下情况。”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随手扔在桌子上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之后烧开水，准备泡咖啡。她若有所思地从包里取出昨天去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时随身携带的一摞文件，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她失去了理智，无情地把她用计算机精心编制的名单和表格全部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傻瓜！没有头脑的人！”她气呼呼地说着，又把一卷纸撕成了两半，“为什么你昨天才想到这一点呢：你应该想到，应该首先检查什么。首先你要相信，刽子手的牺牲品是那些记录在案的人。真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两个星期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本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而你却干了些什么，鬼知道。应该把你从这项工作中开除出去！” 愤怒的责骂随着纸张的撕毁结束了。水开了，娜斯佳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她的双手还在剧烈地颤抖，心还在猛烈地跳动，但恼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自己说，如果我不编出人员的名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三起案件发生后的大约三至四个月后，在相应的一些州中曾进行了干部的突击变动，而且，刽子手目前正在有步骤地消灭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再说，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我就不可能断定，刽子手近期内将会在哪些州作案。刽子手的又一个牺牲品的出现说明，我发现的规律性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将来至少还会有三个牺牲品出现。这就需要对他们加以保护，同时一定要找到刽子手，使每一个牺牲品都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遗憾的是，这些牺牲品不是等闲之辈，这加大了寻找和保护的难度。还有，刽子手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同行，因此要找到他就更加困难。但是，目前至少弄清楚了，刽子手会在哪一地区作案。当然，也不一定，但可能性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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