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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正门前面有三级台阶，歪歪斜斜、表层剥落的大门开起来吃力地轧轧作响，进出大门的人步履迟缓，加上外层剥落的墙和上面提到的那块牌子，一切都表明法院是个寻常的、不起眼的机关，尽管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隔壁那家豪华的汽车商店那闪闪发亮的大门内，决定着人们的命运。 走廊也同房子的外观一样，干裂的地板仿佛在发出疲惫的叹息。靠窗摆放的几张笨重的长木靠椅很有耐性，正是这些长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十月革命刚过不久，兴高采烈的红军战士就把这些长椅搬到这幢一度十分豪华的独家住宅，他们打算在这里设立住房公社。不久红军战士就被撵出了这幢漂亮的私宅，搬进来的是州国家政治保安局——这可是个正儿八经的机关。可是机关不断扩大，两层楼的独家住宅太挤了，于是房屋又易新主…… 不过，这只是一篇侦探故事的引子，而不是俄罗斯国家史，因此我们无须赘述几十年的风霜和过去贵族老爷的私宅换了无数主人，径直说吧，领袖去世不久这里就设立了人民法院。既然是人民的，那就谁也不管，于是这幢独家住宅就落得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一直到一九九六年秋天。 每个法院除了编制在册的官员和尚未定罪、但受到细心监护的形形色色的罪犯以外，定期光顾的还有报刊记者、电视记者、闲来无事的包打听和职业的“诉讼迷”，这些诉讼迷熟悉法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刑事法典，熟悉总统的一切法令，甚至总统未及签署的法令。“诉讼迷”基本上是退休人员，他们讨论昨天作出的和今天明天将要宣布的判决，彼此争论得十分热烈。诉讼行家也同体育及其他领域的捧场者一样无所不知，发表见解也是斩钉截铁。粗略地说，诉讼迷可以分为两类：保守派和自由派。头一类人一致拥护作出极为严厉的判决，认为这是治理正在形成的无法无天现状的灵丹妙药；自由派则想方设法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找出可以减轻罪过的情节。最激烈的交锋是围绕极刑，即枪毙展开的。杀还是不杀？保守派坚信极刑的采用应该更加坚决，甚至应该把它写进刑法典的条文，因为目前的刑法典中没有这一条。自由派则认为，在文明社会里杀人无论如何也是不道德的，有关极刑的条文应该废除。在法院的走廊里，自由派显然占少数。 今天的案子指控公民扬季耶夫为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爆炸了一辆公共汽车，死了五个人，其中有两个孩子。当人们在等候陪审团作出决定时，就连最狂热的自由派也默不作声，蜷缩在角落里，仿佛对这种可怕的罪行的指控也使他们蒙上了阴影。 法院的审判厅不大，却也不小。您设想一下：右边从门口往里安排的是旁听席和记者席，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左边放一只笼子，那是真的笼子，像动物园里一样。笼子里可以装好几个人，今天只坐着一个人——体态匀称，很年轻，不超过二十五岁，黑头发，黝黑的皮肤，栗色的眼睛，五官端正，面孔算得上轮廓分明。这样的小伙子眼下在莫斯科街头的长条椅上，在市场和商店、餐馆和夜间娱乐场里都可以见到。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分不清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塞拜疆人，正像他们分不清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一样。就这一点而言，俄罗斯人没有丝毫民族歧视。 坐在笼子里的被告是个车臣人。 跟笼子并排有一张桌子，后面坐着辩护人及其助手。再往里面，在大厅深处，辩护人席靠右一点，是证人坐的小讲台。讲台再往右又是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公诉人。证人对面的小台子上坐着庭长，旁边是书记员。再往右，紧靠墙边，则是陪审团席。 假如人类的仇恨表现为有形物质，那么此刻在审判厅里这种物质便已达到临界质量，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恐怖活动在莫斯科不是头一次，以前也死过人，但罪犯是首次被抓获，首次受到审判，人们也是头一次面对面看着他。被告深深激怒了人们，不仅因为他所犯的罪行残忍，而且还由于他的外表和举止。假若他垂头丧气，或是有生理缺陷，一副倒霉相，此刻坐在笼子里吓得发抖，哭哭啼啼，蜷缩在角落里，在作最后陈述时乞求宽恕——那倒也罢了。可是这个人呢，在法庭上不讲供词，拒绝作最后陈述，在听判决时挺直身子，紧闭双唇，嘴角现出一丝神经质的微笑。 电视摄影师一面摄下接受判决的犯人，一面心想：永远不会有人看到这卷胶片；他摆脱不了一种过分高雅的念头，觉得这是一头鹰，你可以抓住它，把它关进笼子，但它依旧是一头鹰。 庭长是个年轻漂亮的妇女，也许过于肥胖；这样的妇女不久前人们喜欢画成大幅油画：要么在黑麦地里，要么抱着一头褐色母牛或一台拖拉机。她用恰到好处的嗓音宣读判决书。但“判处死刑”这几个字却被审判厅里异口同声的怒吼淹没了。 “枪毙他也嫌轻了！”有人尖声叫道。 笼子旁边又加了几名警卫。法官预见到犯人有可能被人痛打一顿或乱撕乱扯。 “注意！”法官的声音压住了大厅的怒吼，“所有的人都留在原位！破坏秩序者将受到拘留和严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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