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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是赖唐诺。我们的太空小战士。进来，进来。今晚佣人休假，所以我自己应门。我对佣人休假的日子都很怕，因为太多人为无足轻重的事来打扰医生。进来，进来坐下。” 我跟随他来到像接待室的玄关。里面有些椅子。他说：“这是我准备万一有急诊的病人，可以等待用的。我后面有间房间，必要时可以开个小刀。我们现在要去真的起居室，坐得舒服一点，我希望你不是太急着走，我们聊聊。” “既来之则安之，我一点也不急。” “太好了，我也正想和你作一次长谈。她脑子里有些事，很让我操心。我是指我的病人，也是你的当事人，戴太太。” “戴太太怎么样？”我问。 窦医生蹙住双眉说：“我真担心她。进来，请坐。来点酒如何？只是我不能陪你喝，不知什么时候会有急诊。” “我可以来点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 “你尽管坐着，我来给你弄，这房里什么都有，除了冰块之外。我出去拿冰。你不要客气，请坐。我很抱歉，上一次把你叫出来，在汽车边上那么唐突。那时，我还不清楚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等在这里，我给你拿酒。” 我把自己舒展在椅子上房间是十分安适的。深而软的椅子，减弱了的灯光，有一侧大书架的墙壁，一张大桌子上，有近期的报章杂志，香烟匣在手边，打火机在小桌上，椅子后面有落地灯可以看书——真是一个起居室。 房间里充满了烟草的香味，显得房间经常被主人利用，主人是男性，家中没有女主人。人可以在里面充分休息，外界的污染，嘈音，烦恼，都可以在现代化隔音设备下，完全隔绝。整个房子都有空调。 外面厨房里，我听到窦医生把冰块倒进玻璃碗里。 他带了只大盘进来。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瓶总会苏打水，一个大玻璃碗，里面装满冰块。还有玻璃杯和草编玻璃杯套。 “不要客气，赖。”他说着，把盘子放在咖啡桌上：“我抱歉不能和你一起喝酒。你自己调酒，会合意一点。我看你喝，也很高兴。我真的忘不了你那场表演赛。精彩极了。当然对我的病人，太不利。我应该见机早点把她送回去，但是连我也一下子忘了我的责任。你速度快，有协调。你学过拳击。” 我笑着说：“我是用最苦的方法学来的，每个人都拿我练拳。白莎出钱，我去练柔道。有一点用。另外有件案子，我遇到了以前打过冠军的拳迷。他一定要训练我，使我成拳手。有两手还有点道理。” “我也要说，真有点道理。大家都喜欢看小个子打倒大个子，同情弱者的原因吧。那一次打得干净利落得很。令我久久也不能忘怀。” 我给自己倒了杯酒：“你刚才想告诉我，戴太太什么事。” 他点点头，开始想讲什么事，自行停住，很思考地看着我，相当久后，他说：“各种职业都有他自己的伦理道德。除非病人同意，我是不能把病人的症状和诊断对你讨论的。” 我没有接话。 他停了一下，来表示他即将讲的话非常重要。他继续说：“但是，你是我病人请来替她调查案件的。我的病人指示我尽一切能力，和你合作。为了你顺利完成你的工作，对我病人的情况当然应该有所了解。在这个立场上，任何你要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你现在懂了吗？她指令我告诉你一切对破案有关的资料，当然我病人也就是你的当事人，她自己的情况也包括在内。” 他停下来，等我问问题。我知道他希望我能一问即中的。 “戴太太有卧床或用轮椅的必要吗？” “只为了减轻她精神和心脏的压力，让她脑中留意自己。为了某种理由，目前是很重要的。” 他很巧妙地加重语气在“某种理由”。 我说：“她为了某种理由，显然认为，她的秘书史娜莉和她丈夫有特殊的关系。这种对史小姐的敌视，会不会增加自己精神负担，而使你的病人病况不稳定呢？” 他的眼睛发亮了：“你正在问我希望你问的问题了。这问题使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她对史小姐的憎恨，已演变为对她健康实质的威胁。而且有增无减。我已用尽方法劝她，多注意自己，少注意史小姐。” 我说：“心里有什么事，吐出来也许会好一点。再说，你的地位很特殊。你说过不论什么事，在报告戴太太之前，应该先向你报告。” “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不平凡的事吗？” “是的，我去过史娜莉的公寓，我用万能钥匙开的门，因为我要看些东西。” “看什么？” 我说：“这一点等一下说。我给贝司机加了点压力。他有刑事前科。” “这我知道，”窦医生说，“警方发表了贝司机的说词，我觉得很荒谬。” “是我故意叫他去把首饰拿出来的。” “你怎么想到他能帮你拿得到呢？” “我有把握相信他办得到。” “他办到了？” “是的。” “首饰哪里去了？” “在我这里。” “你还没有告诉戴太太？” “还没有。” “史小姐跟这个……”他停住。 “请讲。”我说。 “……这个失窃案，有没有关系？” “我想有。” “我就怕如此，”他说，“首饰的事，都还没有告诉过戴太太吗？” “没有。” “有没有给她任何暗示，你会在什么地方找到，怎样去找，或是史小姐可能与此事有关？” “没有。” “暂时不要，我们得另外想个办法，否则对我病人的精神会有损害。” “也许她已经知道了。” “我想不会。她要知道，我就会知道的。” “也许最好不告诉你。” “也许，”他想了一下，“但机会太少了。” “她！”我说，“现在我说我的遭遇。” “是什么？” “我去史小姐的公寓。我用万能钥匙进去的。起先我认为里面没有人。我选定进去的这个时间，里面应该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人。” “什么人？” “史娜莉。” “她怎么对你？” “什么也没有，她死了。” “死了！” “是的。” “死了多久了？” “不久，是勒死的。一条粉红色女人束腰上的绳子，叠成二条，在她脖子上打了个结。在脖子后面，一根擀面杖，插在绳上扭绞着。我不知道，尸体解剖有什么发现。多半先是用那木棒，把她打得失去知觉，而后再下手的。” 有一会儿，他脸上有惊奇得不能相信的样子。而后他牵牵嘴唇要说话，又自动停止。 我说：“谋杀的时间，只是我到达前数分钟。尸体尚相当温。没有脉搏。我把绳子放松，打电话请求人工呼吸器。我想想我留下也没有用，就走了出来。一个清洁工看见我出来。事情凑在一起，警察现在在找我。” “但是，你应该可以证明你自己无辜呀。谋杀人的凶手当然不会打电话请求救他谋杀的人。” “也不尽然，”我说，“假如凶手确知人已死定，这倒也是很好的遁辞。至少警方会这样想。不管怎么样，目前我最好不要在外面乱逛。”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准备要把全案结束了。此后24小时内，会有变化，证明我所想的是否正确。我实在不能浪费这24小时在监牢里。所以我来请你帮忙。” “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我来找你急诊。我有严重的神经震惊。我心脏不太好。血压升得太高。我心神不定，神经过敏。你给我镇静剂，把我送到医院去，指定不准打扰。24小时之后，你才认为有希望复元，连警方也要等候24小时才能向我问话，否则会对我健康有损害。假如我骗你，没有服用你给我的镇静剂，当然你不会知道，至少装成不知道。” 我还没有说完，他就开始摇头：“我不能如此做，和伦理不合。” “为什么不合？你还没给我检查呢。” “你说的只是症状，连一点他觉症候都没有。假如我说给你镇静剂，我一定给你镇静剂，真正的皮下注射。我假如给你打针，你会睡一整天。你什么也不能做，醒回来还是昏昏沉沉。我不干。” 我说：“我们再把这件事仔细想想。” “你怎么说都没有用。我就是不能这样做。我什么都肯帮你忙，这个就是不行。” “谋杀工具是厨房用具，擀面杖。”我说：“接下来用的是束腰上的绳子。男人很少用这种东西。” 他懂了我现在暗示什么，开始和我辩论。“为什么？”他问：“男人可以故意用这种工具，使人把嫌疑转给女人。” “可能，但机会只10％。” “即使如此……”他马上决定不要在这个主题上争辩。 我说：“戴医生被杀那晚，你当记得，我曾到过戴太太的卧房。有一个束腰在一张椅子背上，那副束腰是紧身褡那一类，用的是条粉红色绳子。” “我向你保证，年轻人，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许多女人到了中年以后，使用不同的支架保持体型。” 我引他注意：“厉警官在调查这件案子。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查到戴太太身上。假如……只是假如……他发现戴太太常穿的束腰不见了，或是发现束腰上的绳子不见了。让我们再来一个假如，假如，厉警官在厨房里找不到差不多每家都有的擀面杖。” “荒唐！荒唐！这不可能。” 我点上一支烟，坐在那里吸烟，不讲什么话。静肃的压力渐渐加之于他。 “即使如此，这也可能是设好的圈套呀。” “是可能。她是你的病人。你应该和她站一条线上。” “假如她是个凶手，即使是我病人，我也不会和她站在一条线上。但是我认识戴太太很久了。我知道她绝不可能做你说的这种事。” “以一个医生立场，来说一个病人？”我问。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认为你对她的感情，完全是没有私人情份的。” 我又开始吸烟，让他多想一想。大家静了一阵。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我说：“这样说法才像点样子。我不能去戴太太的家，至少现在不能。第一，警察会守着那屋子，第二，即使我不被逮住，他们也会知道我到过那里。假如我去厨房东摸西摸去找擀面杖，或找个理由到女人卧房去看她束腰上的绳子，会反把事情整个弄糟。但是你去的话，会自然得多。医生去看看自己的病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有什么东西临时要消一下毒，你可以到厨房去用水，用电。在厨房里你可以快快地看一下，有没有擀面杖。” “即使她厨房里没有，也不能证明什么呀。” “什么人替你在这里煮饭？” “我多半在外面吃饭。我有个管家，为我清理及替我父亲弄东西吃。他所有时间都是卧病在床的。” “管家……她有没有做过面食呢？” “怎么啦。” “你的厨房里也会有个擀面杖。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在出诊包里。假如在戴太太家厨房里，你找不到擀面杖的话，你可以让警察找到一根。” 他用震惊的语音说：“赖，你疯啦。我是一个有名望的医生，外科医生。我不可以做这种事。” 我说：“戴太太是你的病人，她是你的朋友，她是我的当事人。我要替她争取那4万元，我自己可以收取部分佣金。我们二人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有切身兴趣所在。你总不希望在现在这个关头上，她被警方捉去，我也不希望如此。你现在去看她，我在这里等你。你回来的时候，要告诉我有什么发现。然后你把我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里，我要好好想一想。” “这和我医生伦理不合，我不能这样做。” “每个医生在一生之中，总有这样一、二次，他既是医生，但也是个普通人。职业伦理是做事准则，一点不错，但人不能死守信条。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他站起来，开始踱着方步。我还是吸我的烟。他神经质地走着，把指关节弄得格格地响，使我也烦躁不安。我站起来，走到窗口。外面太暗，什么也看不到。 窦医生一定是改变了喝一杯的决定，我听到他打开威士忌瓶，倒了点酒出来。我转回身，正好看到他急急走向厨房之前，倒了一杯酒进他嘴里。我可以听到他开柜门，关拒门。我听到他上2楼的声音，听到他在2楼卧房移动的声音。而后他又下来回到厨房。数秒钟后，他回到起居室，手里拿了只黑色的出诊皮包。 “有没有？”我问。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讲。尤其不能把自己束缚住了。你给了我很多要好好想一想的资料。你想警察会搜她的厨房。” “绝对。” “老天，要是杂货店还开门的话，这鬼东西，两毛钱1根，可以买它1打。” “警察，”我说，“当然也想得到。” 他把出诊包拿进厨房，出来的时候嘴唇拉得长长的，变得薄薄的：“好了，赖。我反正泡进去了。你做了没有人能做的事。把我拖下水，完全违反了我做事的原则。” “那就快点去办，”我说，“有电话来，要不要接。” “统统由你代接。” “可能不太妥。”我告诉他。 “假如我要找你呢？” “你找我的话，电话铃响两下就挂上，过60秒，再打。除了这个，我都不接。” 他想了一下说：“好，就这样。” “回头你要送我进医院？” “我一定要给你打针。” “当病人非常不安，精神不宁的时候。医生不是常给他一针蒸馏水，告诉他这是吗啡吗？” 他的脸高兴万分：“是呀！完全正确。” 我说：“你给我的诊断是歇斯底里症。我可能求你给我毒品。你不想真给我。你给我一针蒸馏水。由于心理作用，我静了下来。我有点精力不继，想睡了。你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我可以叫一个护士来，把你就放在我家里。你就由护士来看护。当然只要她认为你睡着了，就不一定留在房里。” “有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房间呢？” “爬窗口，厨房上面是平顶的。你找一找，工人可以上去清理，你当然可以下去，可能有没有扶手的铁梯。你不会离开太久吧？绝不能超过1小时。” “我不一定。”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地步了。” “能不能跟护士小姐讲妥？” “绝对不可以。她只知道你是个真病人。由于你认为是吗啡的皮下注射，你已经平安入睡。” “把护士请来要多少时间？” “20分钟内我可以请到一个。” “漂亮的？” “嗯。” 我指着门的方向：“快走吧，说服你出动不容易。不过你理解力真高。” 他拿起出诊包，快快出门。不多久，我听到他的车子开上车道，快速地转入大路。 我于是重新坐入大而软的椅子中，给自己再倒一杯威士忌，加上苏打水，大大的喝了一口。点上支烟，再喝口酒，把脚放到脚凳上。房子里出奇的平静。外面的闹声里面听不到，房子里连木板吱咯声都没有。真是完完全全与世隔绝了一样。 我抽完一支烟，也喝完那杯酒。我想想窦医生，会不会临时怯场了——把这里所讲的，向警方自白，或是一五一十告诉戴太太。 我伸手伸脚，打了个大呵欠。暖暖、懒懒的感觉包围着我。我开始了解，这样舒服的一个地方，对工作繁忙的医生多么重要。在这里，可以轻松地把一切尘世遗忘。 我看看手表，眼睛无法集中视力，看不清楚时间。 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打着我的脑子，提醒我注意。我太累了，不愿去想它。我设法把它自脑中推开，但是抛不掉。突然，一个概念，把我像触电一样，自椅中弹起。 脚凳把我绊了一下，我蹒跚颠踬地维持一下平衡，快步地走向厨房。厨房后有一个通道，里面有个楼梯也可通2楼。我爬上楼梯，非常吃力。楼梯通到一条走廊。我先试右侧第一个门。显然这是窦医生的卧室。我经过它的浴室，进入隔壁相连的卧室。这是客房。我步伐不稳地开门又来到走廊，必须扶住房门才能走出去。我冲向对面的房门。一下推开。 一个十分消瘦的老人，年纪至少有70岁了，独自闭目地躺在床上，皮肤像蜡一样，嘴是张开着的，我站在床边，听他呼吸。 他一分钟好像完全没有呼吸，而后深深地吸着气，突然停住，完全不动，好像他不再想呼吸似的。 我把手伸出来，去摸他皮包骨的肩头，我失去平衡，一下倒在他身旁。 老人没有移动，只是维持他原样的呼吸。我摇他。他不安地动一动。我用力摇他，他伸起一臂放在我肩上。我轻轻地拍打他的脸，一面喂喂叫他，他张开了眼。 我说：“你是窦老先生，窦医生的父亲？”我自己听自己的声音模糊，遥远。 他花了很久才恢复一点自己的理解力。他的眼睛有翳地直视着我，慢慢地又把眼皮垂下来。 我对了他大叫：“你是窦医生的父亲？” 他大大的睁眼说：“是。”声音平一，无生气。 我拼命使出全身余力，勉强可以集中脑力，我说：“戴医生在治疗你，是吗？” “是。” “他好久没来了？” “对，我儿子说，暂停一下好一点。你……什么人？” 我说：“戴医生死了。” 显然，这句话对他没什么意义。 “你知道他死了吗？”我问。 他眼睛又开始闭下，他说：“他一礼拜没来了。” 我又摇他：“你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他？是不是星期三，他钓鱼回来之后？” 他用没有焦点目标的眼光看我。我问：“他钓鱼回来之后？” 他惊醒地说：“是，他去钓鱼了。他和我儿子吵了一架。” “为什么事？” “因为他没有治好我。” “是事后你儿子告诉你的？” “是，但是我听到他们吵架。” “是你儿子告诉你，他们为什么吵架？” 他要告诉我，而后又把眼睛闭上。楼下电话铃响了两下，两下后，完全静下。 这是约好暗号的第一部份。是窦医生的电话。我看我的表。眼光仍无法集中。我从床边爬起，走向楼梯。我尽量快，但不使自己跌倒。我的两只脚不听指挥，我一脚踩空，自半梯翻下。惊惶下，人倒反而清醒了些。我急急忙忙来到电话机旁。正好在它开始响的时候拿起听筒。这当然应该是窦医生，铃声也是他信号的第2部分。 我拿起听筒，有这么一阵子，想不起一个人拿听筒，第一句应该说什么话。过了一下，我说：“喂。” 窦医生职业性的声音，自那头传来：“赖，是你吗？” “是。” “那好，赖。我在这里。你认为可能失踪的那根绳子，的确不在这里。我说的你懂吗？” “是。” “好，你不必担心。整个束腰我拿到了。擀面杖在正确位置上，你懂吗？” “是。” 突然关心的声音自那头响起：“赖，你没事吧？” “我……还好。” “你没喝太多？” “不……没有。” “你听起来很累的样子。” “我是很累。” 他说：“赖，你不可以抽腿，这次赌注太高了。我冒的险太大了。” “是。” “赖，你一直在喝酒呀！” “只又喝了1杯，只1杯。” “真的只喝了1杯？” “是。” “一大杯？” “大概。” 他激动地说：“赖，你喝太多了。你不能抛下我不管。把那瓶酒拿到厨房去，倒进水槽里。一滴也不许再喝。答应我，照我做，倒掉它。” 我舌头厚厚地说：“是。”左手压上电话鞍座切断通话。 我等候足够的时间，希望对方能把电话挂断，使电话线路畅通。我的耳朵拼命在叫。我的脑子像只地球仪，在承轴上慢慢转动。我希望能停住它，但没有办法。我把右手伸出来，希望摸到任何东西，可以把我手固定挂住，结果摸到了挂在墙上，装饰用的毯子。我用手抓着它，同时不放弃话机，支持着。我伸出左手，我知道我必须请总机帮忙。我摸索着数字盘，找到最后一个洞，用尽全力拨到头，放开。 感觉上，自我放开拨号的手指，至少经过一个小时，才听到一个女人声音说：“总机。” “警察总局……快……凶杀案。” 我听不太清楚，流水在我耳外向内流，流在内耳如大瀑布，瀑布远处，一个男人的声音：“警察总局。” 我喊着：“厉警官……厉……谋杀案。” 过一下，远处换了个声音：“厉警官……厉警官……这里是厉警官，哈啰，这里是厉警官，谁开玩笑？” 我把全身余力用来集中注意力，我说：“我是赖唐诺……我在窦医生的家里，我对戴太太已经下了毒，我也对窦医生的爸爸下了毒。我也毒……毒……”我脑中的杂音越来越大。头转得越转越快。离心力也越加强。我紧抓右手，全部力量依靠在挂在墙壁上的装饰毯子。还有很多话我要对厉警官说，但是我的舌头太大了，已不能转动了。右手抓住的毯子，一直像在拉我的手向上，我把身子压上去不使它向上，拉住毯子的钉子垮了，我天翻地转的倒在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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