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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电话是马维民打来的，他的声音显得既急促又沉重，一听接电话的是普克，马上说：“普克，出事了。刚才局里的同志告诉我，欧阳严死了。” 普克一怔，虽然没有忙乱，但从昨晚就开始盘绕在心头的那种不安，像是一下子得到了验证，然而这种验证带给他的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稳了一下语气，说：“马局长，您现在在哪里？” 马维民说：“我还在家，刚刚接到他们的电话，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听说欧阳严现在在人民医院太平间里放着。我已经通知局里的法医和两位干警去接办了。现在你还不便于暴露身份，我马上去了解情况，到时看情况再跟你联络。” 普克略一想，也只好如此，虽然他非常想马上去医院了解情况，但现在还不能肯定此事究竟与谁有关，普克出面，万一暴露身份，让周怡知道，以后再想查周怡就很难办了。因而，曾克冷静地说：“马局长，您有什么消息，请尽快通知我。” 电话挂断之后，普克脑子里第一个清晰的念头就是，周怡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否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巧合？普克刚刚查到欧阳严可能是周怡的情人，还没来得及去调查，他却突然死了。 虽然现在尚不知欧阳严的死因，但普克相信，欧阳严不太可能属于正常死亡，不管这种死亡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 普克马上又想到昨天晚上，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他在项青家见到周怡的情景。当周怡进门猛地看到普克项青时，脸上流露出隐藏不住的慌乱。 周怡在凌晨近一点钟回家，那么她是什么时间出去的呢？普克想到昨天傍晚自己给项青打电话时，项青正与项兰在外面。九点过几分，项青来这儿时，曾说她是送项兰回家后才出来，所以有点儿晚。那么，项青项兰有可能会知道周怡是几点离开家的。 普克拿起电话，想问一问项青这件事情。当他拨号码时，又有些犹豫，考虑着是否现在就将欧阳严的死讯透露给项青。想了一会儿，决定暂时还是不告诉她。普克拨的号码是项青的手机号，虽然项青也告诉过她家里的直线电话，但普克却一次也未用过。有时是担心项青家里没有人接电话，现在则是担心周怡来接电话。 项青接了电话，听见是普克，忙说：“普克，我正想找你呢。刚才我跟外公联系了一下，说我想带一个朋友一起去看他，他同意了，让我们下午三点左右去他那里。” 普克语气平静地说：“好，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下午三点我去接你。项青，顺便问你一件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项青说：“方便，你说吧。” 普克说：“昨天下午六点左右我给你打电话时，你是不是和项兰在外面？” 项青说：“对呀，阿兰一定要让我陪她买衣服，我说等她身体好一点儿再说，可她的脾气你也知道。” 普克说：“你们几点钟回家的？” 项青说：“让我想一想……你打过电话以后，我们逛了好一会儿，又在外面吃过饭，然后才回家的。嗯，到家时，大概是……噢，想起来了，是八点半左右。因为当时我手上没戴表，想着要去你那儿，不知道几点了。阿兰也说觉得很累，想睡觉，看了看客厅的钟，是八点半钟。” 普克说：“你们回家时，你母亲在家么？” 项青说：“她不在客厅，卧室的门关着，我和阿兰都没去看，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哎，普克，我不知自己该不该问，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普克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出事儿了？” 项青说：“你忘了，昨晚我妈回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她的神情有点奇怪么？而且，星期五回来那么晚，也挺少见的。” 普克说：“你印象里，你母亲星期五都回家挺早，是吗？” 项青的声音迟疑了一下，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家几个人之间生活规律差别很大，而且互相都不怎么过问别人的事。我只能说，凭着有限的几次印象，觉得一般她星期五晚上都回来挺早，有时，还会在家吃晚饭。” 普克说：“今天凌晨我走以后，你上楼时，知不知道项兰在哪儿？” 项青说：“她早就睡了。我进自己房间前，还推开她的房门看了看，她睡得很沉。” 普克说：“你母亲现在在家吗？” 项青说：“你等一等，不用挂电话，我去看看。”她放下电话，走开了一会儿，又拿起电话说：“这会儿在家。” 普克说：“知道了。项青，现在有点特殊情况，我自己还不能确定，也不能跟你多谈，等到时看情况再说好吗？” 项青说：“好的。那你下午还能去见我外公吗？” 普克说：“暂时还不确定。如果有变化，我一定会提前通知你。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向外公解释。” 项青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那我挂电话了，再见。” 普克和项青通过话之后，在房间里思索了一会儿。 在以前的办案经历中，普克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明知有什么事在发生、发展着，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处于一种十分不确定的状态中，而内心的急切与焦虑在一点点地膨胀。普克忽然觉得这个房间使人感到非常郁闷，真想马上冲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而普克也明白，这种郁闷并非来自于环境，而主要是来自于内心。他尽量提醒自己保持冷静，让心情渐渐平缓下来。 将近十一点钟时，马维民直接来到了普克的房间。 一进门，马维民就说：“法医正在处理欧阳严的尸体，结果要到下午才能出来。知道你着急，先来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你。” 马维民将目前所知的情况—一讲述给普克听。 三月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十八分时，120急救中心接到一个求救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打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听不出年龄。 女人说：“120吗？我这里有病人急需送医院抢救，请你们立即派救护车来。地点是：解放路朝阳小区二十三栋三单元四楼406室。” 120值班人员边记录边说：“请再重复一遍地址。” 那女人有点急切地低声重复了一遍，并催值班人员快一点，病人情况可能很危急。 值班人员说：“别急，还得问点情况。能描述病人的症状吗？ 女人说：“不知道，就是没有呼吸、心跳，不知道原因。” 值班人员问：“家里有人在吗？电话号码是多少？” 女人没有回答值班人员的问题，而是急匆匆地说：“请你们一定快来。”说完马上挂断了电话。 值班人员犹豫了一下，拿不准这个电话是真的在求救，还是有人在进行恶意骚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110还是120，甚至最开不得玩笑的119，都经常发生，常常会干扰到这些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而打这个电话的人，不能描述病人病因或症状，也不肯回答值班人员按程序提出的问题，这种情况，120可以因情况不明而拒绝出诊。但值班人员又从那个女人显然有意压低的声音和声音里明显的急切情绪听出，她所述情况很可能是真的，只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使得她不愿过多地暴露自己的身份。 本着医务工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120还是派了救护车及救护人员，按电话中留的地址尽快赶到朝阳小区二十三栋。但当救护人员抬着担架上到四楼时，406的房门紧闭，救护人员敲了半天门，始终没人响应。 救护人员起初以为受了愚弄，气愤地抬起担架下了楼。准备离开时，其中一位抬头看了看楼上，发现整栋楼的灯都熄了，只有406的房间里开着灯。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如果房间里有人而又叫不开门的话，有可能是房间里只有病人一人，而且已经丧失了反应能力，或者已经昏迷。 救护人员再次上楼尝试叫开406的门，后来倒是把对面405的房门叫开了，问是怎么回事。救护人员简单讲了情况，405的住户说，他们不是很了解情况，只知道406住的好像是一个单身男人，如果真是昏迷了，可能无法应答。 救护人员考虑了一下，决定向110求援，请他们帮忙进入406室。110巡警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本想通过405室的阳台进入406，但406室的阳台上装了很严密的防盗网，一时之间难以打开，后来还是费了一番功夫，将正门强行打开进入房间的。 果然，救护人员及巡警在406室的卧室床上发现一名男性，衣着整齐，没有知觉。对其进行初步检查时，血压为零，没有呼吸及脉搏。120救护人员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将其用担架抬到楼下救护车上，紧急送往医院，一小时后，被医院确定抢救无效，该男性死亡。 由于406室的房门是被强行打开的，当时110便留了一名巡警在房间里等候结果。后来医院打电话通知110抢救结果，那名巡警便没有离开，继续等待。这件事显得稍微有些棘手，因为不知死者家属是谁，医院无法进行处理，110巡警也不便离开406室，双方商量了一下，就将这个情况报到了朝阳小区所属派出所。 派出所接到报案，接案的干警正是前一天接待市局下来调查二十三栋三单元住户情况的那一位，敏感地发现死者正住在头一天市局悄悄下来查的那个单元。加上110所述的情况较为异常，便马上向市局刑侦处值班室报告了此事。并且在天亮以后，向前一天来查住户情况的干警汇报了情况。那位干警虽然不知道马维民让他查二十三栋的意图，但知道里面有问题，很快打电话找到马维民，报告了上述情况。 马维民说：“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尸体已经弄到局里，正在进行各项检查。” 普克问：“医院有没有确定欧阳严的死亡原因？” 马维民说：“我也简单地向医院问了问情况，据参加急救的医生说，欧阳严抬到医院时，可能已经死了，虽然医院仍然进行了抢救，其实没什么效果。从表面看，没有特别异常的现象，有可能是心脏病，或者是脑溢血，也可能是药物中毒之类，但医院没做专门的检查，也不能确定。” 普克眼睛看着前方，喃喃地说：“又是这样……” 马维民也说：“是啊，很可能……”他也没有说下去。 虽然都没有说出来，但彼此都知道，他们都想到了项伯远之死。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普克将前一天马维民走后，他又去了项青家，并在项青家遇见周怡回家的情况，比较详细地告诉了马维民。 马维民听着，眉头紧紧皱起来，摇着头，说：“看来，周怡恐怕难脱干系啊。” 虽然两人心目中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但在法医尸检报告出来之前，谁也不会进行过多的猜测。或者说，尽管心里都有各自的假设，但暂时却不便说出来。对于一个合格的刑侦人员来说，尊重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普克说：“马局长，我本来打算认识一下周怡的父亲周至儒，前两天一直没机会，今天项青跟他外公约好了，下午三点她带我去见周至儒。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您看……” 马维民想了想，说：“尸检结果要到下午才出来，你现在又不便直接出现在公安局。我看，不如你还是按计划去见周至儒，等回来后，马上和我联系，我把检查结果带来。今天你是和周至儒初次见面，估计也不容易谈得太深，时间上你控制一下就行了。” 普克也是同样的想法，便决定下午还是和项青一起去见周至儒。普克刚开始调查项伯远死因的第一天晚上，在与马维民的谈话中便对项伯远一案的调查方向做了初步的判断。如果项伯远的确不是正常因病死亡，就当时的情况分析，他的死因很可能与两个内容有关：一是感情纠葛，一是经济问题。那时，普克就设想要对周怡进行两个方面的调查，首先是周怡有没有婚外情人，其次是周怡存不存在非正常的经济行为。 到了现在，普克刚刚查到欧阳严很可能是周怡的情人，欧阳严却突然死了。这说明项伯远的案子可能与普克做出的第一种推测关系较大。但关于周怡是否存在非正常的经济行为这个内容，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在普克的思绪里，想象不出如果周怡真是为欧阳严而杀害了项伯远，现在又是为了什么而杀欧阳严？这里面一定存在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就像一个纵横交错的迷宫，普克暂时无法找到出路，但却不放弃每一种可能的尝试。 因此，普克觉得，无论如何，认识周至儒不会是一件白白浪费时间的事。虽然普克也明白，如果周至儒像项青所描述的那样精明敏锐，那么不用说要了解他、从他那里获取有用的信息都存在很大难度，很可能仅仅是初步的接触，就有可能被他察觉出异常。因为毕竟普克想获得的信息，实在不是从普普通通的家常闲聊中就能得到的。这一点，普克心里已经做了思想准备，他会尽量把握好分寸，不被周至儒发现真实意图。但这种想法实现的程度，可能要依靠项青的帮助。 可是，现在对于项青，普克又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的确，项青从一开始就给普克留下了特殊的印象，甚至在普克真正见到项青本人之前，这种印象就渐渐有了轮廓。项青温柔美丽，虽然普克平时并不是很重视女性的外表，而更注重她们内在的气质与性格，但在项青这种内外统一的美丽面前，普克也无法真正做到熟视无睹。温柔而美丽的项青，又是那么聪颖、细致和善解人意。让普克越来越无法忽视的是，项青同时又具备了敏锐的思维、严密的逻辑和很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普克接触项青越多，越是发现得多。而越是发现得多，心里那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越是挥之不去。 最要命的是，普克到现在为止，都不能确定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到底是些什么？意味着什么？它在普克脑子里游来游去，时不时地提醒着普克注意它的存在，当普克努力去捕捉时，又倏忽地消逝不见。等到普克要忽略它，它又像影子一样，浮现在普克脑海里。 在几天的调查过程中，项青总是用那种柔和稳重的态度，在普克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帮助。项青似乎不需要普克过多的解释，常常很自然地就正确理解了普克的需要，然后安安静静地做她所能做的一切，不会为了自己所做的事而流露出骄矜，也不会过多地向普克打听她所不了解的情况。这种配合，让普克感到一种难得的默契，也让他在本能中对项青产生了信任，甚至是依赖。 而正是这种出自本能的信任和依赖，令普克感觉到一种危机。几年来，普克从事刑侦工作的经验虽然不算太丰富，但他早已养成了在工作中尽量保持理性、辩证、客观的思维习惯。有时候，普克也会利用自己的直觉，但这种直觉仍然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虽然这种事实暂时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现在，项青令普克感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发生了部分偏移，来自本能的感觉渐渐加重了分量。这种变化是否会继续发展下去，已经成了普克担心的一个问题。 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之后，普克常常提醒自己去纠正它。虽然从一开始，项青就被当成协助调查的一个主要对象，但普克在意识到自己出现的问题之后，还是尽量避免过多地对项青谈论自己对案情的考虑。有时，即便是需要项青帮助，普克也不主动解释原因，好在项青基本上不会问，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减轻了一些普克的压力。 普克想见周至儒，必须通过项青引见。但普克想从周至儒那里获得的信息，又觉得应该避免项青了解。毕竟，在项伯远死因真正查清以前，项伯远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无法完全排除嫌疑，普克不想因为自己对项青产生的本能好感，就改变了自己的原则。 因此，在等待公安局的尸检报告出来、等待下午项青带自己去见周至儒的这段时间里，普克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该如何去敲开周至儒这个门，如何以巧妙的方式与周至儒进行谈话，既可以尽可能多地得到所需信息，又不惊动那位机警敏锐的老人。 在和普克商定过下午各自的安排后，马维民便赶回局里去了。除了等待尸检报告出来，马维民还要想办法将欧阳严这件事的影响尽量缩小，最好完全压在局里，不被上面知道。然而马维民也预料到，如果欧阳严之死真的与周怡有关，那么周怡当然已经知情，她是否会出面干涉马维民的调查呢？如果周怡真的用较为强制而表面又合理的办法来干涉，马维民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马维民几十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他，法制的公正在某些时候，很可能受到干扰和扭曲。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盘旋在马维民脑海里，使得他的情绪丝毫不比普克轻松。 而时间就在不断的思索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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