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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清晨。7时20分。白宫。 今天总统接见的第一个人却恰恰不是布热津斯基。 当国家安全顾问夹着装有《总统每日简讯》的文件包走进幽静的“情况室”时，竟发现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正坐在长条桌旁同总统共进早餐。他颇感意外，不知总统为何这样早就将这位“首席检察官”找来。俩人显然已谈了许久，总统瘦削的脸上虽泛着浓浓的倦意，但情绪很好，两眼闪着激动的光彩。他热情地邀请安全顾问在自己身边坐下，井喊女佣端来一杯咖啡。贝尔只朝布热津斯基点点头，继续专心致志地嚼着一块三明治。 总统的早餐仍和往常一样，银器托盘里放着一杯葡萄袖子汁、一小碗冷牛奶麦片、一小碟涂了奶油和蜂蜜的粗面包片。按照白宫礼宾司的规定，总统的饮食和日用品一类的费用全部要由个人来支付，即使招待来宾的用餐费也要从总统的薪金中扣除。因而喜欢精打细算的卡特总统对自己的每日三餐都很简单，更不轻易邀请内阁成员或其他官员在白宫一同用餐，即便是布热津斯基这样的高级幕僚也很少能享受到这种礼遇。今天，司法部长贝尔却受到总统如此招待，这不能不令国家安全顾问有些妒意。同时也使他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布热津斯基对格里芬·日尔素来没有好感，俩人虽然都是卡特内阁的核心人物，但布热津斯基并不属于正统的“桃树街帮”（佐治亚州帮）。他祖籍波兰，能讲一口流利的波兰语，是研究苏联及东欧经济政策的专家。约翰逊主政时期，曾在雾谷大楼东欧政策计划司长期任职，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任所长。1973年美国著名的财团首脑、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他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在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在美国政坛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他是个有抱负，有眼力的人，非常敬佩卡特拼搏进取的锐气和纵横捭阖的谋略，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尽管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有着这种不同寻常的友情，但随卡特总统进入白宫和雾谷大楼的“佐治亚州帮”仍把他视为“外来势力”。尤其对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要职更是不满。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 本来，如果没有布热津斯基这个波兰人，如果布热津斯基背后没有强大的三边委员会支持，国家安全顾问这把交椅就是贝尔的。1976年工卫月2日，当大选投票的结果一公布，当选总统的卡特便在自己的老家——佐治亚州萨姆特县的普兰斯镇开始忙着组织民主党的新班子。那些在大选运动中为这位佐治亚州花生农场主登上总统宝座出过力、献过策、冲过锋、摇过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虎视眈眈地向新总统伸出了双手，期望能在这场权力分割中从白宫或雾谷大楼得到一把座椅。在卡特总统第一次列出的内阁部长和几名主要高级助手的人选名单上，国家安全顾问后面的确写的是格里芬·贝尔。但此事关系重大，不仅涉及到朝野两党和国内各大“权力集团”的切身利益，更涉及到新政府建立后能否保持稳定。因而并非新总统一人就能拍板定夺。他除了委任原竞选班子的总管汉密尔顿·乔丹组建一个工作班子，对初步列入新内阁成员名单的人士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并在各大“权力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进行权衡；同时还命令政府联邦调查局、国家税务局等部门对这些人分别从政治历史、社会关系、经济收支、纳税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触犯刑律的案件等方面逐个进行审查。卡特本人更是每天用大量时间亲自向全国各地打长途电话，听取国会两院议员、工商金融界巨头、政界、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及各政党、团体领袖人物对内阁人选的意见。就在这种“调查权衡”，“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三边委员会纽约总部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悄悄取代了格里芬·贝尔，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贝尔虽然在这场权力分割中也得到了一块肥肉，坐进了位于白宫大院和国会山之间的司法部大厦部长办公室。但他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并将一腔怨忿集中在布热津斯基身上。经常利用他掌管的联邦调查局给国家安全顾问制造点小麻烦。 对此，布热津斯基虽早有察觉并大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格里芬·贝尔同卡特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俩人都出生在佐治亚州萨姆特县一个叫普兰斯的小镇，自少年时代就是志同道合的同窗密友。1962年，38岁的花生农场主吉米·卡特决心步入政坛，参加竞选州参议员。已是亚特兰大著名的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大律师的贝尔不仅变卖家产，慷慨资助，而且亲自为卡特组织竞选班子，出谋划策，四处游说。结果，卡特旗开得胜，一举成功。1963年1月，他登上了美国政府宝塔的第一层，意气奋发地走进了佐治亚州议会大厦，正式当上了一名州参议员。1971年1月，经过9年的拼杀，卡特又在亚特兰大的佐治亚州大会堂，宣誓就任该州第76届州长。1976年1月，又经过5年的殊死角斗，吉米·卡特终于登上梦寐以求的宝塔顶端，成为举世注目的美国第39届总统。在他向上攀登的每一层阶梯上都留下了格里芬·贝尔的心血和汗水。当新总统踌躇满志、论功行赏时，自然忘不了这位同乡好友。开始，他本想让贝尔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后因屈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将白宫这把宝椅交给布热津斯基。但他仍为贝尔争夺了一根司法部长的权杖——为“争夺”这根权杖他简直是竭尽全力，奋不顾身。 司法部在华盛顿可称得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部门。它统辖着闻名世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主管全国各地的联邦监狱和各级政府官员的诉讼事宜，更为重要的是，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在内，如果发生违法事件，触犯法律，司法部长及其所属幕僚就有权进行调查，并向法院起诉，因而美国的司法部长也称“首席检察官”。历届总统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都很谨慎，非亲信、心腹不可。如约翰·肯尼迪当总统后就任命自己的同胞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司法部长；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挑选的司法部长也是自己的多年挚友、竞选班子的主帅约翰·米切尔。卡特将这一要职交给格里芬·贝尔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但是，由于贝尔在任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审判区法官时，曾作过不利于“民权运动”的判决，同时他还参加了亚特兰大一家拒绝吸收黑人和犹太人的“首府城俱乐部”，因而在黑人民众和新闻界名声很不好。议会的“东部集团势力”就抓住这一条慷慨陈词，极力反对卡特的任命。东部地区的一些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谴责贝尔的种族歧视行为。为了保住“司法部长”的权杖不落入异己之手，卡特竞亲自上国会山发表演讲，为自己的任命进行辩护。他说：“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新政府的司法部长时，宽容的国会都予通过了。我本人虽然也有一个弟弟，可我没有给他任命职务，我只不过是任命了一位朋友，因为与这位朋友多年的交往中我了解和坚信他卓越的才华和对国家的忠诚。” 与此同时，南方的一些报纸也摆开架势同东部的舆论公开应战，反唇相讥。《亚特兰大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刊登文章，为卡特总统和贝尔辩解。文章直言不讳地质问：“赛勒斯·万斯也参加了纽约市的白人俱乐部，国会为什么没人反对他担任国务卿？如果贝尔不是南方人，而是和副总统蒙代尔一样是东部的明尼苏达人，国会中还会有人反对他吗？……” 在卡特总统坚持和努力下，贝尔终于成为坐落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路和第九街连接处的司法部大厦的新主人。他果然没有辜负卡特的信赖和厚望，利用手中的“权杖”为从普兰斯小镇走来的总统披荆斩棘，保驾护身。特别是在对付戈德华特的诉讼案中，他更是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和对总统的忠诚”。 当戈德华特等十几名参、众两院的议员向法院递交了状告卡特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擅自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反宪法行为的起诉书后，顿时引起美国朝野一片哗然。身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的卡特先生当然不会同戈德华特对簿公堂。他马上指派司法部长贝尔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和辩护律师。为了打赢这场官司，贝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一面组织了一支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参加的强大的证人班子，为总统在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所采取得一切措施进行辩护；一面利用掌管的联邦调查局对戈德华特同台湾某些人所作的幕后交易展开秘密调查。凡对美国政界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巴里·戈德华特是台湾当局花大价钱雇用的在华盛顿的代言人。这位美国参议员同“中华民国”的大小总统关系都特别密切，曾多次远渡重洋到台湾岛访问，每次光临除受到蒋家父子国宾般的礼遇，还总要带回大批古董珍宝。至于他在美国为维护台湾利益开展活动的一切费用自然要由台湾当局支付，不论是50年代组建的“美国军团”，还是这次发起的对卡特总统的诉讼案，在他背后支撑的都是台湾财政部。对这一点贝尔很清楚，布热津斯基也很清楚。但对他司法部长的调查情况却一点也不清楚。因为这个从普兰斯小镇混出来的律师对他一直封锁消息。这也是国家安全顾问对司法部长越来越不满的原因之一。 今天清晨，当布热津斯基跨进圣殿般的“情况室”，发现贝尔已在自己之前坐在这里同总统共进早餐，他便立刻意识到他的调查有了令人振奋的进展。 果然，卡特总统用餐巾擦擦嘴巴，语气平和地告诉国家安全顾问：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最新报告，他已要求国务院在24小时之内将台湾外交官陆以正驱逐出境。 布热津斯基闻之一怔，两眼紧盯着司法部长问：“你有足够的证据吗？” 贝尔喝了一口葡萄袖子汁，矜持地微笑着点点头。具体是什么证据他显然不愿透露，布热津斯基也不好追问。但对陆以正他还是有所了解，此人的公开身份是台湾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行政院新闻局美国新闻处主任。他在华盛顿任职已有十四五年之久，称得上是一个老牌外交官。同白宫和国会山的许多要人都有密切交往，与参议员戈德华特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他曾三次陪同戈德华特到台湾访问，并一同受到蒋氏的接见。几年前在华盛顿的新闻界就传闻：通过他转交给戈德华特的美元足够制造一艘航空母舰。据说在他的卧室里装有直通台湾总统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可见此君官衔虽不高，来头却很大。现在，卡特总统竟然要下令将这位背景很深的外交官驱出美国，台湾方面将会做出何等反应暂且不论，就是戈德华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特别是眼下围绕着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官司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一举措无疑是往火上浇油，势必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冲突。 当布热津斯基提出这种担忧时，卡特总统却坦然地笑了笑：“哦，我正要告诉你，戈德华特先生已决定撤回起诉书。” 布热津斯基不知是没听清，还是不相信：“什么？您说他要撤诉？” 贝尔放下手中的高脚玻璃杯，慢悠悠地接话道：“是的，一小时前我在这里同戈德华特参议员通了电话，他表示尊重总统的决定，不再向法院起诉。” 布热津斯基轻轻吁了口气。他不知道贝尔在电话里同参议员谈了些什么，但肯定和陆以正被驱逐一事有关。看来这小子真抓住了对方的尾巴，要不然老奸巨猾的戈德华特决不会如此乖乖地就范。他没再细问，尽管司法部长那傲慢不恭的神态令他很不舒服，但能迅速平息这场烦人的官司总是件令人欣慰的事，难怪总统要请他共进早餐。 卡特还告诉自己的安全顾问：按照美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他决定将台湾在华盛顿双橡胶园的原大使馆官邸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已通知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布热津斯基含笑表示赞同。既然总统连台湾的高级外交官都敢驱逐，再没收个大使馆的破楼又算什么。他悄悄看了下手表，再过一个多小时总统就要到白宫前为中国领导人举行欢送仪式。他忙从文件包中抽出几页用马尼拉纸打印的《总统每日简讯》，轻轻放到卡特面前。 总统随手打开看着。首页第一条简讯便是安全执行小组关于中国领导人离开华盛顿时所选定的路线和警戒情况的报告。 很快，总统抬起头，用手指缓缓敲打着第一条“简讯”，望着国家安全顾问笑微微地说：“根据特纳将军的建议，我已对这条线路做了些改动。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还没来得及向你说明。” 布热津斯基颇觉意外地问：“整个安排全改变吗？” 卡特平静地点点头：“是的，我已委派特纳将军把这一改变通报中方代表团，并由他负责施实新的计划。” 布热津斯基望了望坐在一侧的贝尔，又将诧异的目光投向总统，语气有些发硬地追问道：“为什么？” 卡特神态安然地笑笑：“出了点小麻烦。我会详细地告诉你，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去欢送中国客人吧。”说着，他从座椅上站起身，步履稳健地朝门外去去。 贝尔冲国家安全顾问耸耸肩头：“别担心，一点小麻烦。” 布热津斯基狠狠瞪了他一眼，抓起文件包紧随总统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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