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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为施密特案件来的，”老人开言道，“他驾车经过特万镇时被人暗杀了。” “我知道。为了普郎特尔博士案件，要调查加斯特曼，”在窗子和他们之间那个黑影回答说，“加斯特曼和我讲过这件事。”这张脸亮了一刹那，因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两个人还来得及看到这张脸皱缩成一付狰狞的模样：“您们要我不在场的证明吗？” “不，”贝尔拉赫说。 “您们不相信是我谋杀的？”作家显然失望地问。 “不，”贝尔拉赫干巴巴地回答，“不是您。” 作家叹息道。那么我们又得说，作家在瑞士是最最可怜地不受重视的。” 老人笑起来：“倘若您一定要知道，我们当然早就知道您当时不在场。谋杀那天夜晚十二点半时，您在拉姆林根和谢乃尔兹之间遇见了守林人，和他一起回家的。您们是同路。那个守林人说，您非常风趣。” “我知道。特万镇的警察已经向守林人打听过我两回了。还问过了这里所有其他人，甚至我的岳母。我当然也是谋杀嫌疑犯，”作家傲慢地确定说。“又是一种作家式的结论，”贝尔拉赫心里想，这正是作家的虚荣心，他要求人家认真地对待他。三个人全沉默了，钱茨竭力设法看清作家的脸。但是在这种光线中一切努力全属徒劳。 “那么您们还想要什么呢？”作家最后气呼呼地说。 “您和加斯特委交往很多吧？” “是审讯么？”黑影从窗下更往前探出身体。“我现在没有时间。” “请您不要这么冷淡，”探长说，“我们只是想随便聊聊。” 作家喃喃抱怨着。 贝尔拉赫再一次问道：“您和加斯特曼交往很多吧？” “有来有往。” “为什么？” 老人原来期待着又一次愤怒的答复。但是作家只是笑了笑，朝他们脸上吹去阵阵烟雾，说道：“这个加斯特曼是一个有趣的人，探长，这样一个人吸弓着一大群作家。他善于烹调，手艺极佳，您听见么！” 于是作家开始谈论加斯特曼的烹任艺术，从一道菜描写到另一道菜。两个人听完五分钟，然后又是五分钟；当作家已经整整讲了一刻钟加斯特曼的烹调艺术，而且除了加斯特曼的烹饪艺术其它什么都没讲时，钱茨站了起来，表示说，可惜他们不是为了欣赏烹任艺术而来的，但贝尔拉赫表示反对，变得极为活泼，他对此很感兴趣，连他自己也开始讲起来。老人生气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土耳其的、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烹调术，两个人相互抛出一道道佳肴，好象在玩抛球似的。钱茨出汗了，心里在诅咒。两个人始终没有从烹任术转移开，但是最后，在三刻钟之后，他们精疲力尽了，似乎在内心举行了一次冗长的飨宴。作家点着了一支香烟。一切寂静无声。附近那个孩子又开始哭喊。狗在楼下吠叫。钱茨非常突然地冲着房间喊道； “是加斯特曼杀了施密特吗？” 问题提得如此幼稚，老人摇摇头，他们面前的黑影说道：“这要您自己来下判断了。” “我请求答复，”钱茨果断地说，向前探出身子，但是作家的脸仍然不可辨认。 贝尔拉赫很好奇，不知被问者反应如何。 作家保持平静。 “那么那个警察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作家问。 事情发生在午夜之后。钱茨回答。 他不知道，逻辑的法则对干警察局是否也同样适用。作家答复说，而他对此也十分怀疑。因为他，正如警察局辛苦侦察确定的，十二点半时在去谢乃尔茨的路上遇见了守林人，依此类推他和加斯特曼告别一定不到十分钟，显然加斯特曼不是合适的谋杀者。 钱茨还想进一步了解，这次社交活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当时和加斯特曼在一起。 作家作了否定的答复。 “施密特还向其他什么人告辞吗？” “普郎特尔博上习惯于让自己成为最后第二名告别者，”作家不无诙谐地回答。 “最后一名是谁？” “我。” 钱茨一步也不放松：“两个仆人在场吗？” “我不知道。” 钱茨还继续问，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以为，答复是够明确的了，作家当面驳斥道。他从不注意象仆人这样的人。 那么加斯特曼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钱茨用一种绝望而冲动的方式问，使老探长感到似坐针毡。他想，我们若不被写进下一部小说中去，这才怪呢。 作家朝钱茨的脸吹去一大阵烟雾，使他咳嗽大作。房间里又是长时间沉默，也不再听到孩子的喊叫声。 “加斯特曼是一个坏人，”作家最后说。 “尽管如此您仍经常拜访他，仅仅因为他善于烹任？”钱茨在一阵新的咳嗽发作之后愤愤地责问。 “仅仅如此。” “我不明白。” 作家笑了。他也是一种警察，他说，但是没有权力，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监狱作后盾。他的职业也是专门监视人的。 钱茨迷乱地沉默了，而贝尔拉赫说道：“我明白，”然后，过了一忽儿，当阳光从窗口消失时，探长接着说，“我的下属钱茨由于过分焦急，把我们自己赶进了一条窄胡同，使我再也不能发现什么，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年轻人也做了一点好事。使我们获得了好处，一条公牛以它不可思议的力量给我们撞开了一条路。”（钱茨给探长这几句话气得满脸通红）“我们现在仍旧提问题和答复问题吧，这正符合上帝心意。我们务必不失时机。您对整个事件有何看法。我的先生？加斯特委可能是谋杀犯吗？” 房间里很快就暗下来，但是作家没有想起开灯。 他坐到了窗台上，于是两个警察恰象关在洞穴望的俘虏。 “我认为加斯特曼可能犯下任何罪行，”窗下传来冷冷的声音，语气颇为狡诈。“但我深信，他并未参与谋杀施密特。” “您很了解加斯特曼，”贝尔拉赫说。 “我是在想象他的形象，”作家回答。 “您是在按您的想法给他画像，”老人冷冷地纠正自己对面坐在窗台上的黑影。 “使他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烹调艺术，虽则没有其它东西更易令我欣喜，而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可能性。”作家说道，“在现实中碰见一个虚无主义者。总是令人兴奋的。” “听一个作家说话总是首先令人兴奋的，”探长干巴巴地说。 “也许这个加斯特曼做的好事比我们坐在这间歪斜的房间里的三个人做的加起来还要多，”作家接着讲下去。“我认为他坏，原因在于他做好事时的心情同他干坏事时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坏事从来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其他人干犯罪勾当总是为了占有金钱，征服女人，或者是攫取权力，而他干一切，却全无意义，也许对他来说永远存在两种可能，坏事和好事，由偶然性所决定。” “您这么推断，似乎这是数学，”老人对答道。 “这也真的是数学，”作家回答说，“人们可能把恶设想为他的坏的一面，正如人们以一个几何图形作为镜子去推断另一个几何图形，我可以肯定，是存在这样一种人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你们也许已经遇见过这样的人了，人们能遇上一个，人们也能遇上另一个。” “听起来象是政治纲领，”老人说。 “是啊，这是政治纲领，为什么不是呢，”作家说，“我就在想一个可以作为加斯特曼镜子的人，加斯特曼是一个犯罪者，因为恶就是他的道德，他的哲学表明，他也可以做得很狂热，如同另一个出于善的目的去做时一模一样。” 探长认为，还是应该把话题拉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至少不要太远。 “随您的便，”作家说，“我们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深长，回到恶的极端上来。对于他来说，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 “为了这种自由我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构，”老人回答说。 “您也不必为此拿出一分钱来，”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但是人们为了研究这个人以及他的自由，可能付出生命。” “他的生命，”老人说。 作家沉默了。看来他不愿再说更多的话了。 “我想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加斯特曼，”老人最后说，“这么一个人，住在特森贝格平原的拉姆林根，举办社交活动，使一个警察少尉为此付出了生命。我想知道，您给我描绘的画像，是加斯特曼的像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梦幻。” “我们的梦幻，”作家说。 探长沉默了。 “我实在不知道，”作家结束说，走向两人，但是只向贝尔拉赫，只向他伸出千去握别：“这类事和我实在没有关系。探索这个问题毕竟是警察局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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