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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这个加斯特曼，”他大声嚷道。 “我不明白，”老人说。 “施密特出入加斯特曼家用的就是普郎特尔这个名字。” “那么这就是一种警告罗，”贝尔拉赫回答，而不再往下问。他们驶向路兹居住的莫里斯泰顿。现在倒是和老人谈谈加斯特曼的适当时刻，但是路兹想到有人要让加斯特曼得到安宁，因此重又保持沉默。他在布格恩切尔下了车，只剩下贝尔拉赫一个人。 “要我送您进城吗？探长先生。”驾驶座前的警察问。 “不，送我回家，勃拉特尔。” 勃拉特尔现在加快了速度。雨已渐渐变小，是的，在莫里斯泰顿，贝尔拉赫有一刹那曾被一道刺目的光芒所笼罩。阳光穿破了云层，又消失了，重新是烟雾和云峰追逐嬉戏，妖怪似地从西方聚集过来，堵塞在高山前，在城市上空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它躺在河面上，在森林和丘陵之间铺开它那没有意志的躯体。贝尔拉赫疲倦的手抚摸着潮湿的大衣，眯缝的眼睛闪闪发光，贪婪地汲取面前的景色：大地美极了。勃拉特尔停住车。贝尔拉赫向他道谢后下了车。雨已住了，只有风还在刮，潮湿冰冷的风。老人站着，等待勃拉特尔调转笨重的车身，车子又驶走时。再一次向他致谢。然后步向阿尔河。河水涨得高高的，纯粹是肮脏的褐色。一辆破旧生锈的儿童车在水中漂浮，一根粗树干，一棵小松树漂来了，然后，舞动而来的是—只小小的纸船、贝尔拉赫久久凝视着河水，他爱阿尔河。然后他穿过花园回家。 贝尔拉赫换了一双鞋子，然后才走进客厅，但是站在门槛上呆住了。书桌后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他的右手玩弄着贝尔拉赫的土耳其蛇刀。 “原来是你，”老人说。 “是的，是我，”另一个人回答。 贝尔拉赫关上门，坐到书桌对面的靠背椅上。他沉默地涂着对面的人，而那个人积平静地继续翻阅着施密特的文书夹，那人长着一材近似农民的体格，消瘦的、然而是圆圆的脸上有一对平静、沉思、深深下陷的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 “你现在的名字叫加斯特曼，”最后老人说道。 那个人取出一只烟斗，填满烟丝，眼睛始终望着贝尔拉赫，点燃之后，一边用食指敲着施密特的文书夹，一边回答说：“一个时期以来，你早已完全知道了。你派那个年青人来盯我的稍，这些材料是你授意写的吧。” 然后他合上文书夹。贝尔拉赫看看书桌，他的手枪还放在那里，他只要一伸手就可掉转枪柄；接着他说；“我从未停止追踪你。总有一天我会成功地证实你的犯罪行为。” “你得加快速度才行，贝尔拉赫，”另一个人回答，“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还能再活一年，要是你现在就动手术的话。” “你说得对，”老人说，“还有一年我现在不让人动手术，我必须作好安排。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是最后的，”另一个人证实说，于是他们又陷入沉默，无穷尽地对坐着，沉默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另一个人重新开始话头，“我们两人是在博斯普鲁士海峡过某一家歪歪斜斜的犹太小酒店第一次见面的。当时月亮象一块黄色丑陋的瑞士干酪从云层间露出来，透过腐烂的梁木照在我们头上，这次会见我还记忆犹新呢。你，贝尔拉赫当时是从瑞士到土耳其来服务的警察局青年专家，是特邀来进行某些改革的，而我呢——是的，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冒险家，现在还是，渴望认识我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和同样唯一的神秘的星球。我们第一眼就互相爱上了，当我们面对面坐在穿长袍的犹太人和肮脏的希腊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当时饮的烧酒是何等美妙，这白色冒泡的液体是椰枣和敖德萨附近一大片燃烧的海洋似的异邦谷田产物酿成的，我们把它们灌进喉咙，使我们强壮有力，使我们的眼睛在土耳其的夜空中象炽热的煤块似的闪光，我们的谈话也炽热起来。唤，我爱想念这一时刻，它决定了你的生活，也决定了我的生活！” 他哈哈大笑。 老人坐着，沉默地瞧着他。 “你还能再活一年，”另一个人接下去讲，“而你固执地追踪我已有四十年了。这就是计算的结果。贝尔拉赫，你可记得当年我们在托法尼郊外那家酒店潮湿有霉味的空气里，在土耳其烟草浓雾包围中讨论了什么吗？你的论点是，人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事先有把握地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隐藏在一切事物中的偶然因素，这就是大多数犯罪行为必然会被揭露出来的原故。你认为犯一桩罪是一件蠢事，因为人不是棋子可以随便摆布。我的论点相反——说是自信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你——我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错综复杂关系使犯罪行为有可能进行，而不被识破，由于这个原故，极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也没有被人们料到，仅仅是在暗中发生的。我们继续争辩不休，由于那犹太老板斟给我们的烧酒燃起的地狱般的火气，更由于我们的年青，勾引我们在狂热之中打了赌，正好是月亮在这小亚细亚后面落山的时候，这是一次违反上天意志的赌局，是我们自己无法遏制而开的一场玩笑，即使它是一次对上帝的可怕的诅咒，“只因为我们受打赌本身的引诱，好似被凶恶的魔鬼勾引心灵去作坏事一样。” “你说的对，”老人平静地说，“我们当时互相同意进行打赌。” “你不曾想到，我是会遵守约定的，”另一个人笑着说，“当我们第二天早晨脑袋沉重地从荒凉的小酒店。醒来时，你是在一条霉烂的长板凳上，而我则躺在酒迹未干的桌子下面。” “我没有想到，”贝尔拉赫回答，“一个人有可能去遵守打赌的约定。” 他们沉默了。 “我们不必试探了，”加斯特曼又重新开言道，“你的正直使你永远不会受到诱惑，但是你的正直却引诱了我。我挑起了一次大胆的竞赛，当你的面犯下一桩罪行，而你却不能够提供我犯罪的证明。” “三天之后，”老人轻声说，沉入回忆之中，“当我们和一个德国商人经过穆罕默德桥上时，你在我亲眼目睹下把他推进了水里。”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游泳，而你那时对此道也不很精通，人们把由于从事不成功的救人尝试而淹得半死的你从金霍内斯河污浊的波浪中救了出来，”另一个人不可动摇地说，“谋杀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土耳其夏日发生的，海上吹来阵阵令人舒适的微风，在一座生气盎然的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对对欧洲殖民者情侣，还有一堆堆回教徒和当地的乞丐，尽管如此，你提供不出我犯罪的任何证据。你逮捕了我，全然徒劳。审讯很久，全然无用。法庭相信我的辩白，他们宣判那个商人是自杀。” “你能证明那个商人正面临破产，并想通过欺骗徒劳地挽救自己，”老人惨苦地说，比任何时候都苍白。 “我极其精确地挑选了我的牺牲品，我的朋友，”另一个人笑着说。 “干是你成了一个犯罪者，”老探长回答说。 另一个人无心地玩弄着那把土耳其刀。 “我是有点儿象一个犯罪者，我现在也不能够否认。”他最后懒洋洋地说，“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犯罪者。而你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事学家。但步调是：我总比你先走一步，而你永远也追不上。我始终象一个灰色的幽灵出现在你的发展道路上，我始终有兴趣在你的鼻子底下干出可谓大胆的、粗野的、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对我的行为提供证据。你能够制胜那些笨蛋，但是我却战胜你。” 他不断说着，一面注意地，但是嘲弄地观察着老人。“我们就这样活着。你生活在你的上司之下，在你的警察局领域和发臭的官衙里，永远为达到你的有限度成就的顶峰而勇敢地攀登一级一级的阶梯，你和盗窃犯、伪造犯纠缠，和那些从未正当生活过的可怜虫纠缠，和那些暴露出来的可怜的杀人者纠缠。我和你相反，一会儿在黑暗中，在不受注意的大城市的深渊中，一会儿在辉煌事业的光芒中，佩满了勋章，豪放地大做慈善事业，当我对此有兴趣的时候，而在另一种情绪下又喜欢干些坏事。何等惊险的游戏呀！你渴望毁灭我的生命，而我则顽强地保护我的生命。真的，一个夜晚把我们永远用链子连在一起了！” 坐在贝尔拉赫书桌后面的人拍了一下手，这是一声孤零零的、冷酷的拍击：“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我们生活道路的尽头了，”他叫喊道，“你已经回到了你的伯尔尼，半失败地来到了这个睡意朦胧的、正直的城市，虽然人们不很清楚这城市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我呢。我回到了拉姆波因，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人们喜欢圆满地结束一生，因为这个为上帝所遗弃的村庄是一个早已埋葬的妇女生我的地方。没有多加考虑，我相当无意地回到了这里，也正是这样，十三岁那年，我是在一个雨夜潜行出走的。现在我们又碰头了。算了吧，朋友，有什么意思呢。死亡是不会等到结局的。” 这时他的手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一扬，那把刀飕的恰巧擦过贝尔拉赫的脸颊，深深扎进安乐椅中。老人一动也不动。另一个人笑了： “那么你是相信我杀了这个施密特的罗？” “我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探长回答。 另一个人站起来，拿起文书夹。 “这个我带走了。” “我总有一天会成功地证明你的罪行的，”贝尔拉赫第二遍说，“而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文书夹里是唯一的、虽则是微不足道的证据，这是施密特替你在拉姆波因收集的。丢了文书夹，你就丢了证据。抄本或照相付本你都没有，我知道你的。” “没有，”老人承认，“我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不想用手枪来拦阻我吗？”另一个人讥讽地问。 “你已经取走了子弹，”贝尔拉赫一动不动地回答。 “丝毫不错，”另一个人说，同时拍拍他的肩膀。一然后他走过老人身边，门打开了，又重新关上了，他又走出了外边的那扇门。贝尔拉赫始终坐在安乐椅上，脸颊挨着冰凉的钢刃。突然他拿起枪，瞧瞧后面。枪是实弹的。他跳起来，奔进前厅，又奔向门边拉开大门，手里攥紧了枪；街上暗无一人。 疼痛发作了，巨大的、剧烈的、针刺似的疼痛，一道阳光照到他身上，他痛得扑到床上，痉挛着，由于高烧而颤抖着。老人象野兽一样用手和脚爬着，跌倒在地上，在地毯上辗转翻滚，然后在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在椅子之间躺下不动了，出了一身的冷汗。“什么样的恶人呀？”他轻轻地呻吟道，“什么样的恶人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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