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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印第安那大街很安静，只有首都警察局人们进进出出地还很繁忙的样子。这个国家的首都过了还算太平的一夜。记录簿显示只发生了两起谋杀案、一起强奸案、三宗行凶抢劫案、数起家庭纠纷，另外还有几名妓女被捕，一名身分不明的西班牙语国家男子在水门综合大厦的地下停车场被杀。 负责加沙被杀案的两名凶杀组侦探是第一次合作。乔·彼特森是爱尔兰人，他的脸上布满了瘢痕，显然是青春期粉刺留下的无可磨灭的印迹，他原来的搭档已经在等退休了。文德尔·杰肯森的皮肤漆黝黑，重度肥胖。他的固定搭档在修自家房顶时不慎受伤，现在正在歇伤残假。 上午11点钟，彼特森和杰肯森两人坐在凶杀组白天值班室，呷着温吞吞的咖啡。彼特森手里拿着四张在水门案发现场拍的宝丽来照片。第一张是死者正面的脸，第二张是他右臂上的刺青，第三张上面显示的是他颈部左面一条长约三英寸的伤疤。第四张照的是他的右耳，死者最有特点的一个部位。 “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彼特森问他的搭档。 “我猜他是个墨西哥人。” “典型的墨西哥人？” “对” “是抢劫吗？” “或者是谋杀。伙计，瞧他脑袋后面那个漂亮的枪眼，准确无误的部位。而且这么近，把他的头发都烧焦了。” “文德尔，你知道什么让我纳闷吗？” “什么？” “这家伙怎么会在那儿。” “在水门吗？也许他是去肯尼迪中心看演出吧。” “不会。他没有车。那些车都查过了。” “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他的尸体就在通向办公楼的门外。他是不是想进去？要进去得有钥匙。” “也许他有。” “那怎么回事，杀手还拿了他的钥匙？” “当然。也许他打算回头再用钥匙，到楼上办公室去找点好东西捎着。” 杰肯森说：“难说。我打赌，他肯定被狠揍了一顿。” 彼特森想想搭档的话，说：“你是说墨西哥暴民杀手？” “现在我们南边的拉丁朋友在华盛顿越来越活跃了，乔。真是很危险的群体，是吧？简直跟牙买加人和俄罗斯人一样可恶。” “我们街区倒有一家墨西哥人。人很好，很安静的。你知道吧？他们刚搬来的那会儿，我以为他们会整夜地开晚会，还有，怎么叫来着？那种乐队？” “墨西哥街头演奏家。” “戴着大帽子的。” “对。他们没闹吗？” “什么？” “你的邻居呀？没有戴着大帽子，整晚地唱吗？” “没有。像我刚才说的，很安静的。” “啊，是吗？” “法医会做个鉴定。他的牙是金子补的。还有那个大疤。你注意他的手了吗？” “挺小。” “真是很小。那个杀手怎么没有把他的两只戒指扯下来？” “没来得及吧。” “大概是。我得走了。”彼特森说，“我女儿要来，还有我的小外孙。很可爱的小家伙。才1岁，精得要命。” 杰肯森一咧嘴，“我有两个孩子结婚了，可我还没有孙子。我妻子都等不及了。她急着做个年轻祖母呢。” 他们签字出来，走到停车的地方。 “好好休息，伙计。”杰肯森说，“咱们星期二见。” “好。明天能休班真是不错。这事你知道了吧？” “什么？” “我想就是个杀手干的。不用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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