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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侦探小说，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augham，1874’1965）说得最坦白也最透彻：“当你感冒卧床，头昏脑涨，此刻你并不想要伟大的文学作品，你宁愿冰袋敷额，热水浸脚，三两本侦探小说，伴你度过病榻时光。” 如果我们以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作品为起点，侦探小说的传承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侦探小说以其独特的形式（解谜结构），赢得了难以计数的读者的宠爱。不但众多侦探小说的作者家喻户晓，就连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如福尔摩斯、布朗神父、神探波罗等，也都是深入人心，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资的一部分。也正是缘于侦探小说的独具魅力，引发了不同背景的作者参与其中。当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瑞典夫妻作家玛姬·史菊华（Maj Sjowall，1925—）和她的爱人皮·华卢（Per Wahloo，1926’1975）加入创作时，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十本推理小说的杰作。 玛姬同时还是一位知名诗人，皮则是一位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生前是数份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并写过很多广播及电视节目的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这两位左翼作家发现推理小说最足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于是相勉从事。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联手创作了十部推理小说，直至皮·华卢去世。他们合作的系列小说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有多部被拍成电影。此外，华卢还独自出版过两本以简森（Jensen）探长为主角的小说。 推理小说的传统，是重在解谜而并非反映现实。有的推理小说家甚至将“写实”看做禁忌。大部分的正统推理小说基本上是一场智力游戏，没有真实社会，只有布景；没有真实人物，只有服务于故事情节的戏偶。史、华二人则突破了这一限制，但仍写出了相当正统的智力推演小说来，这一点确为引人关注之所在。 如果我们要将史、华二人的推理小说加以归类，它们应属于正统推理小说中“警察办案小说”中的一支。小说中的主角不是私家侦探，而是国家治安体制的一环——警察。警察办案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并为人们所接受和熟知的，这就使得推理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写实态度与推理小说也在这一点上有了交会的机会，这显然应是史、华二人选择警察办案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丁·贝克是史、华二人在其十部推理小说中塑造的一个神探，他是瑞典国家警察署的探长，在斯德哥尔摩这个现代都市中，尽职尽责地扮演着打击重案犯罪的角色。他与其他神探一样，心思细密，办案执著，对线索有直觉式的敏感。但同时他却疲倦失眠，胃酸过多，婚姻家庭濒于瓦解。这些特性赋予其更多的真实感和特立独行的鲜明性。 与更多的推理小说相比，史、华二人更注重于小说场景的铺展及其深广度，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布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涉及政治、宗教、人的生存状态等，纷纷交织于小说情节的背景之中。小说本身的意义也并不仅仅在于展示一个迂回曲折的解谜过程，而是在此之上透出对于现实社会的暴露与批判。 《罗丝安娜》是史、华二人合作的第一部小说，但上述特质已显露无疑，当然也贯串于其后的九部小说之中。 作为一个警察办案故事，《罗丝安娜》是很准确也很标准的。小说一开始，有人偶然在运河中发现了一具全裸的无名女尸，揭示了谜题。而警方不仅不知道凶手，就连被害人是谁也毫不知情。警察展开一定的调查程序，靠的不是灵感和才情，而是苦功与耐性；神探，也不提供天才洞见，而只是这项繁琐工作的主持者。 大量发函中，一封来自美国边远地区的回应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一个独自到陌生国度旅行的观光客。而她在观光地并无任何人际关系，那她究竟是如何遇害的呢……应该说，史、华二人所提供的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警察办案故事，步步为营，逼向案情核心，清理出对象，最终将案犯绳之以法。 小说所展示的办案过程并不能套用“杀机四伏”“险象环生”之类加以简单定论。它更注重的是引导读者随着主人公慢步调的查证、推论、设陷阱，有如剥茧抽丝般渐渐推进真相的彼岸。平缓的叙述与悬念的紧张交错迭出于小说的始终。再有史、华二人细腻的摹写，对人物、情节真实感的刻意追求以及合而不露的现实批判使得《罗丝安娜》成为一部异于平常的推理小说。 前面我们提到史、华二人推理小说的意义，自然，《罗丝安娜》所要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娱乐，那它所揭示和批判的是什么呢？ 它所揭示的是现代都市的潜在危险，批判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淡漠无情。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大都市里，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传统社会中所固有的彼此了解和熟悉，而是变得疏远与陌生。与你有过交谈的某位游客在旅程中遭人谋杀，弃尸河中，而你并不会因为未再与之谋面感觉丝毫的讶异；与你同住一街的温雅绅士原来竟是变态杀人狂，而你并不曾意识到危险的存在……这一切都是缘于人际关系在现代都市的异化与质变，也正是史、华二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思索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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