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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神秘命案
作者:
奥希兹女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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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猝死的妇人

  李察·佛毕学先生(《伦敦邮报)的记者)对这件事情大发脾气,实在情有可原。宝莉一点儿也不怪他。

  他那毫不遮掩的坏脾气颇具男儿气概,反而让她更喜欢他,毕竟他所说所为的背后,只是一种男性妒嫉的表现,恰恰满足她的虚荣心。

  更何况,宝莉对整个事情分明感到内疚。她答应了迪克(也就是佛毕学先生)两点整在皇宫剧院外头见面,因为她打算去看莫德·爱伦的午场表演,也因为他自然想跟她一块儿去。

  可是两点整了,她还在诺福克街的面包店里,面对一个把弄细绳的丑怪老头,啜着凉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么能期待她记得莫德·爱伦或是皇宫剧院,甚至因为这些事而想到迪克?角落里的老人已经讲起那件地铁的神秘命案,使得宝莉忘了时间,忘了她置身何处,也忘了有事要做。

  其实她今天很早就来吃午饭了,对于下午那场皇宫剧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进面包店时,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终一语不发,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饼奶油。这人多么粗鲁呀,连个早安也不道一声——她正这么想着,他突然冒出的话,却引她抬起头来。

  “能不能请你,”他突然说:“描述一下刚才你用咖啡、点心时,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宝莉不情愿地把头转向远处的门,一个穿着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过那扇门走出去。宝莉刚坐下喝咖啡吃面包的时候,旁边桌子确实坐着那个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到柜台付了帐,然后走出去。对宝莉来说,这件事看来一点也不重要。

  所以她没有回答那粗鲁老人的话,只是耸耸肩,要女服务生拿帐单来。

  “你知道他高还是矮,黑还是白吗?”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看来丝毫没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儿?”

  “当然可以,”宝莉不耐烦地说:“可是我看不出来,我描述这面包店里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儿,紧张的手指在宽大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找那条缺不得的细绳。当他终于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维辅助器”,眼光再度透过半闭的眼皮投向她,不怀好意地又说:

  “不过假设这事情绝顶重要,需要你对坐在你身旁半个钟头的人做个确切的描述,你要怎么起头?”

  “我会说,他高度中等——”

  “五呎八时,九吋,还是十吋?”他静静地打断她的话。

  “差一时或两时,我怎么看得出来?”宝莉生气地回答:“他的肤色也是中间色。”

  “那是什么意思?”

  他又问,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么样儿?你画得出来吗?”

  “我又不是艺术家。他的鼻子蛮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浅;他的头发也是特别得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

  他带着挖苦把她的描述重复了一遍。

  “没错,”她反唇相讥:“他看起来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的人群里再见到他,比如说明天吧,你认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吧。他确实没那么特别,让别人会特别记得他。”

  “那就对了!”

  他说,同时激动地把身子向前倾,完全像个从盒子里蹦出来的弹簧玩具小丑。

  “完全对了!你是个记者,至少你自称是个记者,注意别人、描述别人应该是你专业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显撒克逊血统特征,有漂亮的蓝眼睛、高贵的眉毛、古典脸庞的达官贵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说,一般中产阶级的英国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个色泽不深也不浅,可是盖过他嘴巴的胡髭,戴着一顶把头型和眉毛都藏得进去的大礼帽,一个事实上穿得像他几百个同胞穿的一样,动作一样,说话一样,没有特色的普通人。

  “想办法去描述他,比如说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内,把他从另外八十九个替身里指认出来;更坏的情况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认就可以让他上绞架,去宣誓作证,去结束他的性命。”

  “试试看,如果你怎么样都做不到,你就比较能够了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为什么至今还逍遥法外,也会了解为什么地铁谜案到现在还没有破。”

  “我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为警察指点迷津,让他们好好利用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虽然我欣赏那畜生的好头脑,可是我觉得他没被绳之以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现在地下铁道和各种交通工具这样普遍,曾经号称是‘到城里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线常常没人要搭了,老旧的大都会铁路车厢无论什么时候都算不得太挤。不管怎样,当那一列火车在上个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约四点钟驶入爱得格街这一站的时候,头等车厢非常空。”

  “列车员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节车厢里看看,心想或许有人会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报纸可以看。他打开一个头等车厢的门,发现一位女士坐在较远的角落里,头朝向窗的那边,显然忘了这条路线上,爱得格街是终点站。”

  “‘您到哪儿去,小姐?’他说。”

  “那位女士没有动,于是列车员走进车厢,心想她可能睡着了。他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细看她的脸。用他自己文绉绉的话说,他那时是‘吓得呆若木鸡’。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双颊,僵硬的头,是死掉的模样,绝不会错。”

  “列车员小心锁上车厢门,急忙招来了两个搬夫,叫其中一个到警察局去,另一个去找站长。”

  “幸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北上月台不太挤,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车。当督察和两位警官随同穿着便衣的探长和一位医官到了现场,围在一节头等车厢时,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围拢过来。”

  “于是这消息在晚报版面上就刊出来了,还带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地铁神秘自杀事件’。医官很快就下了结论,说列车员没有弄错,那女士的生命的确已经完结。”

  “那女士很年轻,而且在惊慌害怕还没有严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着高雅,几家肤浅的报社竟然还为他们的女性读者对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详尽的报导。”

  “有一只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脱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只手握着一个小提包,警方打开来,希望找到死者身分的可能线索,却只发现几个散放的银币,一些嗅盐,还有一个小空瓶。这瓶子后来交给了医官去做分析。”

  “就是这个小空瓶,使得地铁谜案原是桩自杀案件的传言甚嚣尘上。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车车厢表面,都毫无挣扎甚至抵抗的痕迹。只有那可怜女人的眼神,显露出突如其来的惊吓,描绘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间景象,全部经过可能只需一秒钟的好几万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脸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要不然那脸庞会是多么安静祥和。”

  “死者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当然,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指认出她来,或是这件萦绕她的死亡之谜,提出一点线索。”

  “冲着这情景,一群闲着没事做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借口说走失了或错过了亲戚朋友,获准去看尸体。大约晚上八点半,一个年轻人,穿得很讲究,乘着一部有篷的小马车来到警察局,把名片递交给警察长。他是贺索定先生,航运代理商,地址有两个:东中区皇冠巷十一号,和肯辛顿爱得森街十九号。”

  “那年轻人看来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怜相,他的手紧张地拿着一份《圣·詹姆斯公报》,里面刊有那篇要命的报导。他没有向警察长讲什么,只说一个他非常亲密的人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半个小时之前,他还不怎么着急,那时他突然想到看看报纸。报上对那位死去的女士虽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却让他变得非常紧张。他跳上一部马车,现在请求看看尸体,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惧。”

  “你当然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那年轻人的悲伤实在令人同情。贺索定先生指认出,那太平间里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角落里的老人抬起头看着宝莉,嘴角带着浅淡而温和的微笑,紧张的手指头卖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细绳上再打上一个结。“恐怕这整个故事都带有廉价爱情文艺小说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认,而且无疑你还记得,那真是非常悲伤而戏剧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轻丈夫没有受到什么问题询问的困扰。事实上,他的状况还不适合做有条有理的叙述。直到第二天在法医的侦讯下,一些事实才被揭露出来,那些事实似乎暂时解开了贺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谜,可是后来却让这同一团谜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里。”

  “侦讯庭上的第一个证人,当然是贺索定先生本人。当他站在法医面前,努力为这谜团提供线索时,我想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他穿得很讲究,像前一天一样,可是他看来非常不适和忧虑,连胡子都没刮,无疑使得他的脸有一种饱经忧患,备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结婚六年了,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没有小孩。贺索定太太身体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轻微的感冒,由亚瑟·琼斯医生为她治疗。琼斯医生那时也在场,一定会向法医和陪审团解释,贺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让她突然致命的心脏病宿疾。”

  “法医当然对丧妻的丈夫心怀体贴。他绕了好大的圈子去问他想问的,也就是贺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状况。贺先生好像不想谈这个问题,使得法医不得不拿出贺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来提醒他。”

  “‘就我看来,’他终于不甘愿地承认,‘我太太有时候的确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兴很开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着,她像在想些什么,可是什么事情她显然不愿意跟我说。’”

  “法医还是坚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回答说,发出沉重的一声短叹。‘您的意思是——自杀的问题……我完全不了解,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确看起来无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时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看起来又很正常了,我提议晚上一起去看戏。她很高兴,我知道,还告诉我她下午要去买点东西,拜访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铁,要到哪里去吗?’”

  “‘嗯,我不能确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贝克街出来,走到庞得街去买东西。可是,有时候她也会去圣保罗教堂广场上的一家店铺,如果这样,她就会买票去爱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说。’”

  “‘好,贺先生,’法医终于说了,以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你能不能设法告诉我,在贺太太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心情沮丧,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可能使贺太太内心痛苦?有没有任何朋友——与贺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经反对过的?事实上,’法医又说,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时刻总算过去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暗示,哪怕是最轻微的,来确定我们的疑虑,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阵心情焦虑或精神错乱之下,可能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静了好一阵子。在每个在场的人眼里,贺索定先生那时正遭受极度道德挣扎的煎熬。他显得苍白而惨淡,两度开口想说话,最后终于以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没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我太太有她自己独立的财务——她也没有奢侈的嗜好——’”

  “‘也没有任何你曾经反对的朋友?’法医追着问下去。”

  “‘没有,没有任何我……曾经反对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显然说得很吃力。”

  “侦讯庭上我也在场,”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喝完了一杯牛奶后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场最笨的人都知道贺索定先生在说谎。再钝的脑筋也明显看得出来,那不幸的女人落人情绪低落的状态,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或许有位第三者比这位忧郁、遭丧妻之恸的年轻鳏夫,更能对她怪异且突然的死亡提供更多的线索。”

  “很快,她的死现在显然变得比刚开始更离奇。不用说,你那时一定读过这案子的报导,也一定记得那两位医生的证词给群众带来的骚动。亚瑟·琼斯医生是贺太太的一般治疗医生,他才刚医好她最后一次非常轻微的疾病,最近也以专业的身分看视过她。琼斯医生以充满同情的语气说,贺太太身体上没有任何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毛病。不但如此,他还协助地方医官安得鲁·松顿先生验尸,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死亡是氢氰酸引起的。可是这种会立刻造成心脏衰竭的药是怎么进入她体内的,他们两个目前都没法解释。”

  “哪么,琼斯医生,死者是被氢氰酸毒死的,我这样说对吗?”

  “‘我的看法是如此。’医生回答道。”

  “‘在她手提包找到的小瓶子里,有没有氢氰酸?’”

  “‘当然,曾经有过一点。’”

  “‘那么,依您的意见,那位女士是服了一剂药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喽?’”

  “‘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暗示。贺太太是被药毒死的,但是药是如何施用的,我们没办法确定,不过当然是以某种注射方式。药确定不是吞下去的,因为胃里没有一点药的残余。’”

  “‘对的,’医生又回答了法医另一个问题。‘注射之后很可能紧接着就死了,比如说两三分钟之内。很可能身体忽然快速地痉挛一下就死了,大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的死亡是绝对突然而且致命的。’”

  “我想,当时在法庭上没有人真正明白医生的证词有多重要。顺便说一句,他证词的细节都被主持验尸的地方医官——加以确认了。贺索定太太是因为突然被注射进氢氰酸而死亡,怎么注射进去或是什么时候注射的,没有人知道。她搭乘头等车厢的时候正是白日繁忙时段。这位年轻高雅的女人,如果真当着大概两三个人的面将致命的毒药注入自己的身体,必然要有超人的勇气和镇静。”

  “请注意,我刚才曾说那时法庭上没有人了解医生的证词有多重要,我说的不对;其实有三个人马上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也了解到整个案子的惊人发展正要开始。”2。艾林顿先生

  “你见过艾林顿先生,那位和地铁命案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吗?’”

  角落里的老人一边问,一边把两三张快照相片放在宝莉·波顿小姐的面前。

  “这就是他,栩栩如生。长得蛮帅的,脸孔讨人喜欢,可是很平常,绝对的平常。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特色,艾林顿先生差一点——还好没有——被送上了绞架。我想我讲得太快了,让你摸不着头绪。”

  “当然,大家从来不明白事实上艾林顿先生是怎么跟这件事扯上关系的。这位住在爱博特华厦里,常出现在格洛维诺和其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有钱单身汉,某一天天气好得很,他却发现自己站在弓箭街的法院里,被指控和玛丽·碧翠丝·贺索定的死有关,死者的住址是爱迪生街十九号。”

  “我可以向你保证,新闻界和大众都吓了一大跳。你知道,艾林顿先生在伦敦上流社会某些团体里很有名而且很受欢迎。剧院、跑马场、运动场和保守党总部他都是常客,交游甚广,所以那天早上的法庭里来了好多人。”

  “事情是这样的,在侦讯庭上的证词零零碎碎被揭露之后,有两位先生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大众都该尽点责任,于是挺身而出,愿意尽他们所能地为地铁的神秘事件尽点心力。”

  “警方最初当然认为他们提供的资料来得晚了些,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后来发现这些资料绝顶重要,而且这两位先生无疑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他们很庆幸能得到这些消息,马上采取了行动。他们于是以谋杀罪嫌疑把艾林顿先生带进了法庭。”

  “那天我初次在法庭上见到被告的时候,他看来苍白又焦急,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想想看他当时的处境,多么可怕!”

  “他是在法国马赛被捕的,他正打算由那儿到可伦坡去。”

  “我想他刚开始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处境有多危险,直到后来,在侦讯庭上听到所有逮捕他的原因,还有爱玛·芳诺又重复一遍的证词,说艾林顿先生早上来到爱迪生街十九号,而贺索定太太下午三点半出门要到圣彼得教堂广场去。”

  “贺索定先生对于他在侦讯庭上说的话没有任何补充。他最后见到他太太,是在命案的那天早晨,那时她还活着,她看起来又健康又快乐。”

  “我想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在极力避免任何可能把死去的妻子和被告名字连在一起的联想,能不说则不说。”

  “可是,仆人的证词无疑揭露出真相。年轻漂亮,又喜欢别人仰慕的贺索定太太,曾经一两次因为和艾林顿先生略嫌开放但纯然无邪的打情骂俏,激怒了她丈夫。”

  “我想,每个人对于贺索定先生中庸而尊严的态度都一致地印象深刻。这一堆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在法庭上他表现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全身当然是深黑色,可是绝无卖弄忧伤之嫌。他最近留了胡须,而且仔细修剪得恰到好处。”

  “在他作证之后,那天的高潮开始了。一位高大黑发的男士,全身上下无一处没有市侩的味道,亲吻了《圣经》后等着说实话,除了实话什么也不说。”

  “他说他的名宇是安得鲁·侃博,是梭摩顿街上安氏证券公司的老板。”

  “三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铁出门,他注意到同车厢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经问他,她要到爱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对了车没有。侃博先生说她没搭错。之后就埋首看晚报上的证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节车厢上来一位穿着粗呢西装和硬礼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对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惊讶,可是安得鲁·侃博先生记不起来她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两个人谈了很多,那女士显得兴高采烈。证人没有注意他们,他正全神贯注在买卖计算上,最后在费灵东街下了火车。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女士握过手,并且愉快地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后也紧跟着他下了车。侃博先生没听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里,看不见了。”

  “这时每个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着那令人悸动时刻的到来,等着证人描述并且指认出那位女士最后见到并且交谈过的人,也许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钟前。”

  “我个人在那证券商还没说话以前,就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对嫌犯做什么样的描述和图绘,我早就可以记下来。那样的描述用在刚才坐在那张桌子吃午饭的男人身上,也同样适合;十个你认识的英国男人当中,绝对有五个可以适用他的形容。”

  “那个人高度中等,留着颜色不太深也不太浅的胡须,他的头发是中间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装,戴硬礼帽……还有呢……可能就是这样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见到他,也许会认得,可是,也可能不认得——对那位和他坐在车厢同一边的男士,他没怎么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着帽子。而他自己忙着看报纸,对,他可能认得他,可是他实在不能确定。

  “你会说,安得鲁·侃博先生的证词没什么用。的确,它本身是没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维拿先生的证词补充,它根本不足以当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据。”

  “维拿先生是一家卖彩色印刷机电的公司罗得尼企业的经理,也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这样:他在费灵东街等火车,看到侃博先生从一个头等火车车厢里下来。维拿先生和他谈了一下子,火车就要开了,他才踏进刚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装男士坐的同一节车厢。他依稀记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对面角落的位子上,脸背对着他,显然是睡着了,不过他也没有特别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坐车时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不久,他对一篇物品行情报导感到兴趣,想要记下来。他从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铅笔,看到地上有一张干净的名片,于是捡起来,把报导的重点写下来,这是他要留下的。然后,他把名片塞进了口袋。”

  “‘直到两三天之后,’维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静默中又说:‘我才有机会把我当时记下来的东西拿出来做参考。’”

  “‘那时报纸上已经满是地铁神秘命案的报导,而那些相关人士的姓名我都蛮眼熟的,所以,当我看到我无意中在火车车厢里捡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兰克·艾林顿”时,真是大吃一惊。’”

  “法庭上这时的骚动无疑是空前的。自从芬雀曲街谜案发生,审判梅瑟斯特之后,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群情激动。请注意,我自己并不激动,我那时已经知道这罪案所有的细节,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样。事实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见得会比凶手高明,虽然我研究犯罪学已经好几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顿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这样想,因为我看到他脸色惨白,而且时时用舌头舔嘴唇,好像非常干裂的样子。”

  “你知道,他现在因为根本没办法提出不在场证明——我插一句话,当然他没办法——处境非常危险。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话——也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一个像法兰克·艾林顿这样的高等游民,他自己可能记得他某天下午在俱乐部里或是运动场上待了几个小时;可是要找出一个能够发誓肯定那天见过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顿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这证据之外,还有两三件事对他也极为不利。第一个,就是在他毒理学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里找到各种有毒物质,包括氢氰酸在内。”

  “然后是马赛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启程去可伦坡,虽然完全无辜,却非常倒霉。艾林顿先生漫无目标地随兴去旅行,却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过,亚瑟·英格伍爵士这次又代表他的当事人展现出绝佳的辩护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几个忠君爱国的证人搅得天翻地覆。”

  “这位聪明的律师,首先让安得鲁·侃博先生肯定地说,他的确认不出穿粗呢西装的男人就是被告,然后在二十分钟反覆询问之后,证券交易商终于承认,他很可能连自己公司小弟都认不出来,原先的沉着自若已被彻底击溃。”

  “不过,即使侃博先生狼狈不堪又生气得很,他对一件事还是很确定,那就是直到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那位女士握过手,用愉快的声音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前,她还是活生生的,而且和那男人谈得很愉快。他没听到任何尖叫或挣扎,所以他判断,如果穿粗呢西装的男人真的替那女人打了一针,她一定知道而且是自愿的,可是火车上那女人的模样或说话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准备好要惨然而死。”

  “詹姆斯·维拿先生,就这件事情同样信誓旦旦地说,从侃博先生下车那一刻到他上车的那段时间里,他就站在那儿,看得到整个车厢,而且费灵东街和爱得格两站之间,没有任何人上车,至于那位女士,他深信她在整个旅途当中都没有动。”

  “幸亏有他的律师,聪明的亚瑟·英格伍爵士——”

  角落里的老人带着他的招牌冷笑又说:

  “没有,法兰克·艾林顿先生没有以死罪接受审判。他完全否认是穿粗呢西装的人,而且发誓从命案那天早上十一点以后,他就没再见过贺索定太太了。事实上即使他见过,也无法证明。更何况,根据侃博先生的证词,那穿粗呢西装的人很可能不是凶手。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女人不可能被凶手打了一剂致命的针而不自觉,还一面和他愉快地谈天。”

  “艾林顿先生现在住在国外,快要结婚了。我想真正是他朋友的,没有一位相信他会犯下这起卑鄙的罪案。警方却认为他们知道得更清楚。他们的确清楚地知道,这不可能是自杀案件,也知道命案那天下午和贺索定太太一起坐火车的人,如果心里没有鬼,早就会挺身而出,尽他所能对命案提出线索。”

  “至于那人是谁,警方却茫然毫无头绪。在深信艾林顿有罪的情况下,他们不眠不休,把前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寻找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可是他们不可能找得到,因为根本就没有。而对真正的凶手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将他绳之以法,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下流胚子。他思虑周密,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深艾谙人性,而且可以预知什么证据会对他不利,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加以反击。”

  “这个下流胚子打一开始就把法兰克·艾林顿的身材、个性放在心里,好量身制造。法兰克·艾林顿是这恶棍撒向警方眼里的沙子,你也看得出来,他想使警方盲目的计谋成功了,让他们甚至盲目到完全忽略了简单的一小句话,那句话是侃博先生无意中听到,而且当然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也是那老奸巨猾的混球惟一的失误——‘再会,今晚别迟到了!’——贺太太那天晚上本来打算和她丈夫去看戏……”

  “你很惊讶吗?”他耸耸肩又说:“你还没看到真正的悲剧呢,不像我,早就看到它在我面前演出。那位轻浮的妻子,和朋友打情骂俏?都是眼障,都是托词。我花了警方即刻就该花的功夫,去找出贺家财务的情形。十之八九的罪案里,钱都是主因。”

  “我发现玛丽·碧翠丝·贺索定的遗嘱是她丈夫查验过的,他是惟一能使遗嘱生效的人,这笔财产有一万五千英镑。我还发现爱德华·萧伦·贺索定在和这位肯辛顿有钱建筑商的千金结婚时,只是个航运代理公司里的穷职员。我还记下来,自从他太太死后,这个悲伤的丈夫开始留胡子。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的大坏蛋。”

  那古怪的老人又说,身子激动地倾靠着桌子,盯着宝莉的脸看:

  “你知道那致命的毒药是怎么跑进那可怜女人身体里去的吗?用最简单的方法,这方法每一个南欧的无赖都知道。戒指!对啦,用戒指!那里面有个小针孔,可以装进足足可杀死两个人的氢氰酸的量——不只是一个人。穿粗呢西装的男人曾和他漂亮的女伴握手,而她也许几乎没感觉到被扎了一下,无论如何没有痛到让她尖叫的程度。还有,请注意,凭那混球和艾林顿的交情,他要拿到需要的毒药非常方便,更不要说他朋友的名片了。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几个月以前他就开始用心模仿法兰克·艾林顿的穿着、胡髭修剪的式样和一般外貌,他的改变可能非常缓慢,慢到连他自己的仆人都没注意到。他挑了一个身高体格跟他一样,头发颜色也相同的人作为模仿的对象。”

  “可是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搭乘同一班地铁的其他旅客认出来。”

  宝莉提出意见。

  “没错,的确有这样的风险。可是他选择了冒险,真是聪明。他想过,那个人,一个全神贯注在报纸上的生意人,要是真的再见到他,无论如何也是命案好几天以后的事了。犯罪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熟读人性。”角落里的老人又说,一边开始找他的帽子和外套。“爱德华·贺索定非常清楚。”

  “可是那个戒指呢?”

  “他可能度蜜月的时候就买了,”他以一阵可厌的咯咯笑声提示她:“这悲剧不是一个星期就计划出来的,可能花了好几年等时机成熟才动手。不过你得承认,这个可怕的坏蛋一直逍遥法外,我留给你的相片里,有他一年前照的,也有现在照的。你看得出来,他又把胡子剃掉了,髭也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现在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朋友了。’”

  留下满腹怀疑的宝莉·波顿,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下午,她与《伦敦邮报》记者李察佛毕学先生相约去看莫德·爱伦的舞蹈,后来却失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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