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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夜。华盛顿。 泰伯森驾驶着刚买的福特牌轿车离开居住的乔治敦公寓区，开足马力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疾驶着。当他驶到加利福尼亚大街第三个路口时，指挥塔上的红灯已亮了起来，他竟一踩油门直冲而过，险些撞到一辆横穿马路的垃圾车上，吓得司机紧急刹车，探出半个身子怒吼道：“酒鬼！上帝正找你呢！” 泰伯森扭头笑应道：“不是上帝，是总统！”说罢，吹了声口哨，狠劲一踩油门，锃亮的福特牌轿车像只戏水的海豚敏捷而无声地消失在五彩缤纷的车流中。不一会儿，它又从寂静的法拉斯托公园后面钻出来，悄悄驶上了宽阔的宾夕法尼亚大街，穿过《华盛顿邮报》办公大楼后，车头向左一拐，径直驶进了白宫草坪前的停车场。 泰伯森跳出车门，看了看腕上的金壳表：差5分12点。也就是说，从乔治敦公寓赶到这里只用了15分钟，他像得胜的骑手赞赏自己的坐骑一样，满意地轻轻拍了拍黑亮的车头，转身沿弧形的车道朝通向白宫主楼的石阶走去，在石阶前两名身穿军呢大衣的警卫持枪立正，他很自觉地掏出皮夹子“啪”地打开，出示了他的白宫特别通行证，一名士兵跨前两步接过证件很仔细地查验了一番，然后还给他，并立正致意。他微笑着点点头通过岗哨，跨上石阶，朝北回廊的入口走去。眼前这座举世闻名的白宫如同一座庞大的迷宫，曲径深廊，百转千回，高门大厅，左连右套，但泰伯森就像一名厨师熟悉厨房里的摆设一样熟悉这里的一切，每条路、每道门通向哪里，每座厅廊、每间屋子干什么用，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在这里已送走了二十五个春秋和六位总统，现在他要见的卡特是第七位，二十分钟前，总统办公室主任汉密尔顿·乔丹的电话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泰伯森，马上到蓝厅来。” “什么事？” “能有什么事，总统要见你，12点前务必赶到。” 他睡意顿消，翻身跳下床，用最快的速度穿戴好衣服，又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白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总统深夜召见必定事关重大，现在离12点还有4分钟，离蓝厅只有几十米了，他不由加快了脚步。 白宫共分东西两翼和主楼三个部分，东翼是总统夫人、子女和从属人员居住娱乐的地方，新闻界称之为后宫；西翼则以椭圆形办公室为中心，是总统及其主要助手办公的“心脏地区”，一般人很难进入；连接着东西两翼的白色高层建筑便是主楼，蓝厅在主楼上层，是总统接见内阁成员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泰伯森来到主楼梯前，对着悬挂在楼梯平台上的赫伯特·胡佛的肖像点了一下头，随后一步跨两道阶梯地向上奔去，当他越过伍德华·威尔逊、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肖像到达顶部时，见总统办公室助理秘书弗兰克正在楼梯口等候。 “泰伯森，你总算来了。” 泰伯森冲他晃了晃腕上的金表，“还差3分钟，幸亏路上没遇上警察。” 弗兰克神情严肃地催促道：“快跟我来吧，总统正在等你。” 泰伯森随年轻的助理秘书走进电梯，锃亮耀眼的电镀钢壁像三面大镜子，清晰地映出他的容貌和身影。趁电梯稳稳上升的当儿，他整了整有些散乱的头发和领带。和每次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形象时一样，他都油然产生一种镇定和自信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他的外表显得总是那样潇洒挺拔，充满了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也许是他多年的特工生涯养成的习惯：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随时准备制服任何人。有时候他也感到奇怪，自己怎么会成为一个特工呢？是因为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吗？这点是无可怀疑的，也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引为自豪的，别人也总爱这样称赞他，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精干的特工，不管说这话的人用意是什么，但绝不是虚伪的奉承。他高高的个子，足有七英尺，粗壮的双臂和宽阔的胸脯隆满发达的肌腱，饱满的额头下嵌着一双褐色的眼睛。挺拔端正的鼻子稍有些鹰钩形，这一缺陷给他越发增添了几分英武之气。当初，把他从陆军参谋部情报处选调到联邦安全局的人是不是看中了他的个头和容貌，他不得而知，但这一消息着实令他兴奋了几天，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人，都没想到哈理·泰帕森会走进白宫，会成为一名保卫美国心脏的特工。他的父亲老哈理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牧场主，在得克萨斯州经营着一片不大的草场，他的母亲是个精明的家庭主妇和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草原上于出一番事业，把父辈开创的牧场再扩大一倍或几倍。但泰伯森却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从上小学时就喜欢阅读一些令人胆战心惊又神秘莫测的惊险小说，有时竟达到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地步。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小说使他从小渴望过一种活跃而又刺激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古怪的念头越发强烈，读大学时正值朝鲜战争打响，有人告诉他，如果他报名入伍的话，可以进入军队的情报机关。尽管他讨厌战争，也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使命是不道德、不光彩的，可他还是想有个机会来实践一下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于是，他毅然退学报名入伍，进入一所军官训练学校。经短期培训后分配到了陆军参谋部亚太地区情报处干文书工作。开头那一阵子，他觉得当一名情报员还挺新奇、挺刺激，可干了没有半年，千篇一律的案牍生活便使他感到厌倦了，而且，他所参与的那些有关战争的情报，也开始越来越伤害了他对人的正当行为的观念。虽然他是一名美国军人，但他不愿意让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粗暴地蹂躏自己的理智和感情，不愿意把自己锻造成一架只会盲目从事战争的机器人。他决定离开军队，离开半球之外同黄种人进行的这场拼杀。说来也是命运的安排，正当他为离开朝鲜半岛返回大洋西岸而绞尽脑汁、寻找理由之机，他那枯燥乏味的文书工作却迸闪出一道令人眩目的光彩。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上司派他陪同一名上校到前线指挥部去。干什么？他不清楚，只知此人是五角大楼情报局的特使。当吉普车驶进一条山谷时，突然遭到一股中国侦察兵的袭击，不知是军人职责的驱使还是无意识的举动，当泰伯森听到第一声枪响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扑向坐在一旁的上校，用自己的身体将他紧紧护住。密集的子弹冰雹般砸向吉普车，司机和两名卫兵当即饮弹身亡，泰伯森的腰部和腿上也被击伤，鲜血直淌。几名披着白布单的中国侦察兵跃出隐蔽的树丛，像一群巨猿般蹦跳着朝吉普车冲来，他们显然以为车上的敌人已全被打死，因而纷纷停止射击并放松了警惕。就在他们离吉普车只有二三十米远时，泰伯森抓起一支卡宾枪一边嚎叫着一边发疯似的猛扫，三名中国侦察兵像折断双翅的白天鹅重重地栽倒在雪地上，四肢抽搐了几下，便直挺挺不再动弹，剩下的几名慌忙退回丛林。利用这瞬间的空隙，泰伯森猛力推开司机的尸体，纵身扑到驾驶座上，双手抱住方向盘，用膝盖狠狠顶住油门，弹孔累累的吉普车像条负伤的恶狼尖叫着冲出峡谷…… 三天后，哈理·泰伯森胸前佩戴着一枚金光闪闪的三星勋章，被用专机送回了纽约的陆军医院。 三个月后，即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朝鲜汉山的一顶帐篷里，在一份用中、朝、英三种文字写成的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大名。 哈理·泰伯森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到这则广播的，当时他长长吁了口气，既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又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惆怅，甚至有些同情可怜的马克·克拉克，因为这场战争毕竟是以美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他毕竟是一个美国军人。 泰伯森伤愈出院，又被送到风光优美、条件舒适的夏威夷军人疗养院休养了半年。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叫罗斯·帕蒂的漂亮女护士。 正当泰伯森尽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时，忽然接到一纸来自白宫办公厅的命令：立即到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处报到。这一消息使他喜出望外、兴奋不已。白宫、特工，这是他多年向往的地方和职业，如今这绚丽诱人的光环竟一下飘落到他的头上。当他兴致勃勃向美丽的护士小姐告别时，却又被一个消息惊呆了：他在帕蒂体内播下的爱情种子已经发芽了。他妈的，女人的肚子真是块肥沃的土地，随便在什么地方，什么季节，撒点什么都能结出果实，他曾婉言劝说心上人拔掉这棵嫩芽，在沙滩上播下的种子肯定长不好。但帕蒂死活不干，非要孕育成熟这朵爱情之花。无奈，泰伯森只好在临行前的圣诞节同女护士赶到教堂匆匆举行了婚礼，第二天，他便飞到了华盛顿。 当他踩着白宫肃穆庄严的阶梯走进设在三楼的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处处长办公室时，却惊喜地认出接见他的处长竟是那位在朝鲜战场一同死里逃生的上校。 从此，泰伯森便留在白宫当上了一名从小就向往的特工，那年他25岁，正是新婚燕尔，朝气蓬勃的季节。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当他在夏威夷创造的儿子也25岁时，他已由一名普通的特工成为令人敬畏的安全局副局长，这份荣耀和权力是他用25年的心血和功绩换来的，他自觉受之无愧，理所当然。25年来他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生生死死，他连自己也说不清，但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任何人：安全局的特工是美国最神圣也是最冒险的职业。他们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将准备为保护别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一群会跑的肉体盾牌。”当年，上司常用这句话训导泰伯森。如今，泰伯森也常用这句话告诫下属。不错，他25年的特工生涯就是随时准备用身体挡住射来的子弹，随时准备发现并击毙躲在任何角落里的任何杀手，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18条第3056款授予他的权力和职责。该条该款明确规定：安全局虽然归属联邦财政部领导，但主要任务是执行对国家重要人物的保护。法律还对被保护的“国家重要人物”作了具体说明： 1、美国总统及其直系亲属； 2、副总统及其直系亲属； 3、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4、新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 5、前总统和副总统； 6、活着而未再嫁的前总统的遗孀； 7、不满十六岁的总统的年幼子女； 8、主要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9、访美的著名外宾和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美国官方代表。 今天深夜，泰伯森又被卡特总统紧急召到白宫，虽然办公厅主任乔丹在电话中没讲什么事，但他已猜到一定和那位赫赫有名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来访有关。几天来，总统为这件事几乎调动了全体内阁成员，不断地召开会议，不断地听取汇报，不断地下达指示。特别是由布热津斯基领导的白宫筹备委员会更是异常紧张，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并因此而被破例邀请每天同总统一起共进早餐，也就是说卡特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白宫为迎接中国领导人来访的筹备情况。作为总统如此重视和精心安排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在泰伯森25年的特工历史中从未遇到过。当然，他也清楚卡特这样做的用意和目的，在去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中，由于“能源危机”和遍及全国的“失业风潮”，使卡特的支持率竟下降了三个百分点，而竞选对手共和党的里根的选票却明显上升，这不能不引起总统的焦虑和不安。他明白，要扭转这种严峻的形势，必须尽快做出几件使美国民众兴奋和关注的事情。他本想缓和同苏联的紧张关系，主动提出恢复搁置了几年的美苏限制核武器谈判，但这一举动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反应平淡，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对俄罗斯和核武器早已不感兴趣。机敏的卡特立即调整对外政策的指针，他决定效仿尼克松，把求援的双手伸向东方古老而神秘的长城。他没想到以刚强和冷峻著称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对他的试探竟会做出如此真诚果断和迅速的反应，双方仅仅秘密接触了几次，便签定了建交联合公报，接着中国高级领导人又在北京毅然宣布访问美国。这两则消息如同在太平洋上掀起一场十二级的风暴，来得那样疾速，那样猛烈，不仅美国朝野、南北之间为之惊叹，就连整个欧洲及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卡特的“中国战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为了感谢这位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与合作，卡特几乎倾注了全部热情和精力，亲自安排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事项。泰伯森知道，作为世界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位政治家能飞越大洋进行友好访问，这件事本身对美国总统来说就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政绩和荣耀。当然，他也知道，总统走的这是一招高棋，更是一招险棋，出不得一丝差错，而在美国给他制造差错的人比比皆是。当泰伯森随弗兰克跨出电梯，沿铺着地毯的长廊朝那间熟悉的大厅匆匆走去时，他心里蓦然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今天深夜总统突然紧急召见，一定是这件事遇到了麻烦。 泰伯森猜对了，总统确实遇到了麻烦。 当他轻轻推开厚实的檀香木门走进金碧辉煌的蓝厅时，摆在墙角的落地电子钟的长短两根针正好齐齐地指向“12”。 坐在壁炉前高背软椅上的总统微笑着冲他点点头：“泰伯森，实在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找来。” 泰伯森随意地笑笑：“没什么，但愿我没迟到。” 国务卿万斯看了看落地钟：“不，按总统指定的时间你还提前了十秒。” 泰伯森在靠近门旁的空椅上坐下，这才发现大厅中在座的除总统和国务卿外，还有国家全安顾问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国家警察总署署长泰勒、反恐怖主义局局长威廉·科尔、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国务院台湾事务特别协调员迈克逊·莱登和中国事务科科长约翰·D·马克斯，这些人都是总统的高级幕僚，也都是为迎接中国高级代表团来访而组建的筹备委员会成员。泰伯森即刻意识到自己的预感是准确的：总统召集的这次紧急会议一定和中国有关，和那位令人琢磨不透的中国高级领导人有关。 果然，布热津斯基宣布开会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首先念了一则简短的电讯：“三个小时前，越南军队攻占了金边，波尔布特及同伙下落不明，据观察家分析，很可能逃人丛林或跑到中国……” 万斯挪开叼在嘴中的桃木烟斗，侧身问：“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 霍尔布鲁克语调刻板地回答：“北京政府已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和越南的霸权主义，但声明中没有支持和赞扬波尔布特的言词，只声称坚决支持柬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万斯皱皱稀疏的双眉：“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具体行动。” 霍尔布鲁克摇摇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上将接话道：“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卫星侦察报告：中国当局正向云南、广西一带秘密调集部队，很可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以解救波尔布特政权的困境。” 万斯又追问一句：“莫斯科有什么动静？” 乔治·布朗神秘而沉稳地答道：“苏联约十五个装甲师、三个导弹师和五个航空师已推进到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显然是向中国施加压力。” 一直沉默的总统将询问的目光投向国防部长布朗：“你看印度支那的局势会导致中苏之间爆发战争吗？” 满头银发的布朗自信地笑笑：“不会，莫斯科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他们不可能，也不敢贸然进犯中国。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近两年中国的防御力量已大大加强，共进行了22次核试验，发射了7颗小型军事卫星。在靠近苏联的东北、华北地区布置了30——40枚核GS——M式中程导弹，50——60枚核CF——D远程导弹、80架活动范围半径2000公里的图F——16中程轰炸机，还有近30个步兵师、12个炮兵师、8个装甲师。我相信，这些情况苏联人会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 乔治·布朗也表示赞同地补充道：“不久前，中国高级领导人在访问朝鲜后回国途中又公开视察了东北部队，一再告诫全体将士要警惕‘北极熊’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并将从法国购买的30架F——16战斗机全部调配到该地区，对苏联人的武装威胁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 卡特含蓄地笑笑：“是的，这正是他的性格。” 可能是由于职业的习惯，泰伯森对这些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他甚至有些奇怪：总统深夜把自己找来难道就是为了探讨越柬战争和中苏冲突？如果是这样他应该去找五角大楼的各方首脑，这和联邦安全局有什么关系？ 卡特总统似乎察觉了他的疑惑，扫视着众人缓缓地说：“当然，我今天把各位请来，并不是专门研究印度支那局势和中苏的武装对峙。但这些情况你们必须要了解，因为这直接关系着我们美国的利益和今后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关系到中国代表团这次来我国访问的安全与成功。我还要必须告诉各位的是：莫斯科不仅向中国施加压力，也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他朝坐在一侧的国务卿抬抬手。 万斯再次挪开含在嘴里的烟斗，欠了欠身子，说：“同样在三个小时前，我们收到苏联外交部发来的照会：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原定3月7日访问美国的计划因故推迟，新的日期尚未确定，同时单方面宣布取消美苏两国首脑下月初在维尔京群岛举行的第二轮限制核武器谈判。当然，如果美国政府取消或推迟中国代表团的访美计划，苏联将保证勃列日涅夫按期访美并恢复两国首脑的核谈判。” 布朗重重地拍了一下座椅扶手：“他们这是在进行讹诈！” 卡特也愤慨地提高声量：“我们国会中有些议员大人就是害怕这种讹诈，只要克里姆林宫有人一跺脚，华盛顿的国会山上就会有人打哆嗦。” 泰伯森知道总统是在谴责和嘲讽以纽约州州长哈里曼为首的一伙亲苏派议员，但众人仿佛没听见或者没听懂，都沉默不语，连万斯也用烟斗堵住了嘴巴一声不吭。大家心里都明白：85岁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不仅是国会山上资深势重的议员，也是卡特总统的老朋友和心腹顾问。此人在华盛顿的政界、商界和金融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势力，是美国有名的大政客、大富翁。他曾经主持创办过一系列大公司，如闻名世界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麦钱特造船公司、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还有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公司，同时他还是华尔街三大银行之一的布朗克弟和哈里曼公司的股东和总裁。早在1941年，他就曾任罗斯福总统派往苏联谈判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1943年至1946年，又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回国后连续两届当选纽约州州长。60年代中期，出任总统的巡回大使，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私交颇深，来往密切，是美国政坛亲苏派的著名领袖人物。1976年4月，当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为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时，在民主党内颇有地位和势力的纽约州前州长哈里曼公开站出来表示支持，井慷慨解囊为卡特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一千万美金，这对正处于艰难困苦时期的卡特州长来说，真好比久旱逢甘霖，绝境遇英雄，其欣喜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一年后，卡特当选为美国第39届总统，入主白宫，哈里曼自然成为椭圆形办公室的座上宾，成为在总统面前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劝导怂恿下，卡特上任初始便改变了原定任命对苏强硬派人物施莱辛格为国防部长的计划，并不顾两党、两院大多数议员的反对，提名亲苏的沃恩克为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兼战略武器谈判美方首席代表。不久，他又发表了一个美苏关系声明，公开表示美国将单方面裁减军费和核武器，并声称即使苏联入侵南斯拉夫和中东地区美国也绝不派兵同苏联对抗。这则声明一出台就遭到美国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以民主党议员亨利·杰克逊为首的八十多名参、众两院议员联名上书总统，表示抗议。同时，以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上将为首的一百五十多名将军也纷纷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和报告，详细而准确地告诉总统，苏联人在军事技术领域支出的费用至少在六年前就已大大超过了美国，苏联进行的大规模新式战略核武器的研制对美国和世界已造成严重的威胁。美国欧洲总部总司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小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甚至在布鲁塞尔北约盟军司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总统的声明表示公开反对，他说：多年来苏联军事能力一直是在以一种无情的速度增长着，目前他们的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都远远超过了单纯防御的需要。我们最近观察到，苏联又研制出了四种新式导弹系统，其中两种是使用固体燃料的机动多弹头导弹。两种是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特别是海军力量的扩展更为惊人：十年前，他们没有一艘配置导弹的巡洋舰，如今已有了22艘；十年前，他们只有12艘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如今变成了42艘；十年前，他们只有45艘核潜艇，如今仅在波罗的海和北太平洋巡七的苏联核潜艇就有136艘；十年前，他们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如今已有两艘巨型航空母舰下海，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苏联实际上已经把原来的一支海岸防御力量扩展为一支全球性的进攻力量，一支严重威胁西方联系生命线的力量。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面前，任何认为苏联并不打算进攻西欧和威胁美国、任何主张单方面削减美国军事力量的言论都是极其愚蠢的幻想和妥协…… 面对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抗议和告诫，面对苏联人肆无忌惮的军事威胁，聪明的卡特断然决定改变自己对苏政策的航向。 他开始冷落哈里曼，开始冷落莫斯科，开始把热情的笑脸和双手伸向太平洋彼岸的古长城。1978年5月22日，他在印第安纳州圣母学院讲话时突然提到前任总统尼克松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能无视中国，因为它太大了。”正当听众感到莫名其妙时，他又高声喊出一段惊人之语：“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核心，而中国则是当今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他的讲话即刻引起美国民众和全世界的关注，不久，卡特便委派刚刚退休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为美国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接着他的小儿子奇普带着新婚妻子到中国度假旅游，把他的一封亲笔信神不知、鬼不觉地传给了中南海的中国高级领导人。随后又是他的心腹、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率领一支小型代表团秘密访问北京，向高高的紫禁城抛去了“求爱”的彩球。第二天，中国高级领导人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布热津斯基一行，这位政治家讲得更直截了当：“中国用‘一秒钟’就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如果美国断绝同台湾的一切官方联系，那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只需要‘两秒钟’。”他还向美国客人明确表示：为了让台湾人放心，中国政府今后将不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一词，大陆和台湾统一后，将实行“一国两制”的原则，即允许台湾搞资本主义。 1978年11月20日，卡特终于排除种种干扰和压力，将一份《中美建交公报草案》派专机送到北京。不料，中国高级领导人却正在外地视察，他只好忐忑不安而又不动声色地等待着。 12月13日，中国高级领导人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召见了伍德科克。当晚，伍德科克就向卡特发来一份高度绝密电传：“中国高级领导人说：‘我们愿意接受美国的草案，我也接受总统关于我访问美国的邀请’。”这条简短的电讯使卡特欣喜若狂，当即穿着睡袍便冲到蓝厅召开内阁会议，中国高级领导人对华盛顿的友好愿望作出如此果断而真诚的反应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也使他对这位年迈的中国领导人越发增加了几分信赖和敬重。在内阁会议上，当卡特问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奥克森伯克，对中国高级领导人的答复为什么会来得如此意外而迅速时，这位中国事务专家幽默地回答：“总统先生，中国人为这份公报已经等了25年了。” 这一消息自然惹恼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尽管卡特一再表明美中关系正常化绝不会影响美苏之间的友好合作，此举除了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以外，没有任何目的，但苏联人还是忍不住要指手画脚，大发脾气。12月16日，即中美公报公布的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齐娜伊达·米哈伊洛芙娜·克鲁格洛娃便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最近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敌视苏联的，他们在任何公报和条约中都写上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字眼，其目的是把苏联置于‘霸权主义国家’的位置上，苏联不能不警惕。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提法正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北京和华盛顿正成为印度支那和整个亚州的轴心，这次美中关系正常化正是在以帝国主义政策为基础的这个轴心的基础上实现的，我想再一次强调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提出过的如下警告：‘美国不应当为反对苏联而打中国这张牌。’……”同一天，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扎米亚京也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怒气冲冲地谴责了中国顺便也扇了美国一耳光：“近来中国首领大肆发表反苏言论，力图同西方国家勾结，以便获得技术、训练干部、取得专利，不过全是在军备方面，这就使人毫不怀疑，以中国为首的这个疯狂的集团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美国有些人也不掩饰，他们想在反苏基础上建立美中联盟。中国领导人希望西方吞下反苏的诱饵，他们的政策是改进同西方的关系，这样可以为他们的扩张开绿灯，以便向他们选中的方向扩张……”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日本社会党访苏代表团时又措词严厉地谈到了这件事：“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自从变质为反社会主义以来，中国的形势变得更加危机了……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烟幕下，正在急速接近世界帝国主义，公开向美国提出结成旨在采取反苏行动的合作。在发动反对社会主义的越南政治宣传中，清楚地暴露了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的搞法，完全是美国迄今想干的……”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终于按捺不住满腔愤怒亲笔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首有意称总统“小詹姆斯·尼尔·卡特”。 仅此一笔就使卡特大为恼火。 不错，总统的父亲确实叫詹姆斯·尼尔·卡特，总统本人的姓名也确实应该是小詹姆斯·尼尔·卡特。但美国人有一种习惯，凡是叫詹姆斯的人，他的爱称就叫杰姆或吉米，这种爱称通常只用于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并不使用于正式社交场合或官方文件中。卡特为了表示自己平易近人，同老百姓有亲密关系，在佐治亚州当州长期间就一直使用给人以亲切感的“吉米·卡特”这个名字，特别是当选第39届总统后，在入主白宫第一天就职誓词中他也将自己的名字称为“吉米·卡特”，而不是“小詹姆斯·尼尔·卡特”。他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官场得失的考虑，但也确实得到了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的认同和好感，可莫斯科的最高主宰者却偏偏不认他这番苦心，仍然称美国总统为“小詹姆斯”，以表示对他的愤懑和蔑视。 聪明的卡特自然明白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和用意，并很快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做法：当天晚上，他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转播大厅向全体美国人民公布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共总书记显得颇有修养，字句写得温和而含蓄：“……我很关注和赞赏卡特总统早些时候的一再保证：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不是针对苏联的……两个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很自然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苏联过去一向提倡、现在也继续提倡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至于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这种关系，双方追求的是什么目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目前方针的十分明确的趋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美中联合公报中的某些提法，如果考虑到中国领导人通常使用的词汇的话。这些提法的针对性是毫无疑问的，世人皆知的，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将极其密切地注视美中关系在实际上如何发展，从而为苏联的政策得出适当的结论并同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任何人都听得出来，苏共总书记温和而含蓄的言词中埋藏着咄咄逼人的愤怒和威胁，他这封信也“极其自然地”引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这正是卡特所希望的。 面对这一切威胁卡特自然不能掉以轻心，置之不理。 “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国防部东亚和太平洋部长助理莫顿·阿布拉莫维茨也开始向总统汇报。“在越南向金边进攻的军队中不仅配备了苏式米格——28战斗机、T——68式新型坦克机、M·S——75式多弹头短程导弹，而且还有30到40名苏联军事顾问……” 卡特显然对这类情报已不太感兴趣，或者是这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听罢只点点头，缓缓地说：“现在苏联人的手越伸越长了，不仅伸到了亚洲，伸向了东欧，也伸向了中东，直接威胁着我们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说到此他却停下来，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一件不幸的消息，”中情局长扫视着众人语气沉稳地说，他那满头卷曲的棕发，高大的鼻子，宽厚的嘴唇和一张铜铸般褐色的脸膛都表明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印第安人的血液，尤其是他那浑厚而略有些沙哑的嗓音更会使人想到阿尔卑斯山谷呼啸的风暴，“昨天下午6时，我国驻伊朗武官阿瑟·海因霍在德黑兰被暗杀。” 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则消息对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比金边失陷，中苏对峙更具有震撼力。 稍顷，布热津斯基首先发问：“怎么死的？是枪击？还是爆炸？” 特纳神色冷漠地应道：“他是在住所被人吊死的，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大使馆文化参赞贝丝·多丽娅。” 布热津斯基又问：“凶手呢？抓到没有？” 特纳摇摇头：“我们正在调查，但很可能一无所获。” 国家安全顾问不满地耸耸肩，他对眼前这位中情局长历来不满，本来卡特刚任总统时曾采纳他的建议任命西奥多·蔡金·索伦森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没想到这个提案竟在国会遭到两院、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卡特无奈，只好改变初衷提名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为新任局长，布热津斯基虽未表示反对却总觉得特纳在这件事中搞了小动作，因而一直有些耿耿于怀。“难道你们就没找到一点线索吗？”他口气严厉地责问道：“比如这次谋杀的原因、背景、目的是什么？” 特纳坦然地望着他：“不能说一点线索没有，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可以断定，这是一起由‘KGB’和伊斯兰救国阵线策划的政治谋杀。” 万斯晃了晃大烟斗补充道：“这个伊斯兰救国阵线是‘KGB’一手扶植起来的激进组织，目前在伊朗有很大的势力，但他们为什么要杀害一名美国外交官呢？” “最大的可能是阿瑟·海因霍发现了什么秘密。”特纳语气平静地接着说：“他在被害前曾遭到严刑拷打，十根手指全被砸烂，贝丝·多丽娅也至少遭到三人强奸，凶手杀死海因霍和多丽娅后并没急于逃走，而是对他们的住所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搜查。” 卡特朝中情局长倾了倾上身，关切地问：“你认为阿瑟会发现什么秘密呢？” 特纳迎着总统的目光略一迟疑，没有即刻回答，作为一名在军界谍海游七了几十年的老谍报人员，他深知“守口如瓶”的重要性，即使在总统面前也要“话到嘴边留三分”，何况还有这么一群内阁成员，对这些白宫贵族他从来看不起，也从来不相信。“诚实的人当不了政客”，多年来他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条，今晚当他得知阿瑟·海因霍被暗杀的情报后，曾提出单独向总统汇报，布热津斯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坚持要召开安全委员会议，而总统对安全顾问历来是言听计从的。“这个该死的波兰人，为什么总不让我单独见总统呢？”特纳既困惑又愤懑地在心里狠狠骂着。 卡特以为中情局长没听清，抬高声量又问一句：“你说阿瑟发现什么秘密？” 特纳冷冷地回答：“很可能同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有关。” 卡特紧逼道：“你有证据吗？ 特纳郑重地点点头，却没再吭声。 卡特也没再追问，他仿佛疲倦了，懒懒仰靠在椅背上，抬起右手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捏着前额，熟悉总统的人都知道，他在焦虑、烦闷和思考问题时总喜欢这样，而当他正“这时”时最好不要去打扰。 大厅里又是一阵沉默。 其实，即使中情局长不回答，卡特也会把这桩谋杀案同中国领导人的访美联系起来。他早已料到骄横的苏联人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领导人大摇大摆走进白宫，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止、破坏，勃列日涅夫推迟访美和取消限制核武器谈判，这只是外交桌上的要挟，在背后一定还会有更阴险、更直接的威胁，现在，他已感到这种威胁正在朝自己步步逼近。 好一会，卡特总统探起身，又将目光投向坐在门旁的泰伯森，微笑着说：“我希望哈理先生能告诉我一些令人喜悦的消息。” 泰伯森没想到总统在这个时候会点到自己，一时有些茫然：“是的，我这里一切正常。” 卡特仍有些不放心：“警戒人员全部到位了吗？” 泰帕森有条不紊地应道：“遵照您的命令，由联邦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家警察总署和国防部特种部队组成的2000名警卫人员、100条警犬、10架直升机、20辆配有雷达扫描仪的巡逻车已全部到达指定区域，对客人所经过的路线、住处和有关活动场所都进行了全面搜查，作了重点防范，现在这些地区已完全在安全小组的监控之中。” 布热津斯基提醒道：“这几天要特别注意入境人员，台湾的《联合日报》已公开向我们发出警告：在北京领导人访美期间要给中共一点颜色瞧瞧。另外，据海关总署报告，美台断交后，来美访问和旅游的台湾人却突然增加，这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也是一种强大的‘威胁’，”卡特语调诙谐而又不失庄重地说：“对台湾方面的‘警告’绝不能忽视。” 泰伯森胸有成竹地说：“我已通知所有机场、海港和国际车站的海关加强警戒，对入境人员一律严格检查，注册跟踪，同时挑选50名特警派往重要地点，负责监督。” 万斯提议道：“是不是近期内停止一切来美人员的入境签证？” 卡特断然摇头：“不，这样做必会引起世界舆论的猜测和嘲讽，美利坚还不至于如此脆弱。” 泰伯森抓住时机也向总统讲到一个情况：“据华盛顿警察局报告：有一个叫‘联合支援中华民国行动委员会’和一个叫‘自由同盟’的组织，在1月29日上午8点至10点、30日下午2至4点分别在拉菲尔公园和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集会，而这两天正是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停留期间，内政部国家公园服务处已向这两个组织签发了许可证。据调查这是台湾谍报机构有意策划的反北京示威，预计将有两至三万人参加，为避免发生不测，请总统下令取消这两个组织的集会行动。” 卡特不容置疑地挥了一下手：“集会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我无权干预。” 特纳扭头盯着国务卿不客气地质问道：“内政部批准前为什么不向安全委员会报告？” 万斯慢吞吞地反驳道：“这是他们的职权，难道中情局向国外派一名工作人员也要向总统报告吗？” 特纳没再吭声，其实他也知道内政部这样做完全是按章行事，并无差错，他之所以提出质问无非借题在总统面前将国务卿一军，出出心中的怨气。 万斯朝泰伯森扬了扬烟斗，大声催促道：“你接着说。”言外之意很明显：不要理睬那些讨厌家伙的干扰。 泰伯森想了想，又提出最好能减少一些中国领导人在美期间的活动内容，“现在太多了，已写到日程表上的每天就有七八件。”他望着总统恳切地建议道：“特别是那些参观场所和社会团体活动，要降到最低限度，不然会给安全警戒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卡特沉吟稍许，他说：“你讲得很对，可我无能为力。这位中国高级领导人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任何人都不能要求他做什么、怎么做，我身为总统只能要求你对这位中国客人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 泰伯森习惯地挺了挺腰身：“是，我将做最大的努力。” 卡特满意地笑了，显得越发慈祥而亲切。他最近刚刚出了一本自传，书名就叫《为什么不做最大的努力》，他相信面前这位稳重而机敏的安全局副局长一定刚读过这本书，并把总统倡导的精神变成奋斗的力量，这使他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在座的内阁成员也都这么想，并由此而引发出各种不同的心态：钦佩、嫉妒、鄙视。 “我还想知道，”泰伯森平静地望着总统，不亢不卑地问：“中国最高领导层对这位副总理访问美国是什么态度？” 卡特没有回答，却含蓄地一笑。 在几天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喜欢追根刨底的记者质问美国总统为什么要邀请这位中国副总理，而不是像日本首相那样邀请中国总理时，卡特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以这位副总理为核心的新时代。” 现在，事实将要证明美国总统的预言是何等准确，而日本首相的选择又是何等愚笨。 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轻轻推门走进来，俯在总统耳边轻声说：“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刚才打电话来，转达柯西金总理的要求：如果美方降低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规格，勃列日涅夫将会如期访美。” 乔丹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大厅中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总统身上。 卡特缓缓站起身，踱到落地窗前，凝望着五彩缤纷的夜色，沉思稍许，又慢慢转过身，语调温和地对等候答复的办公厅主任说：“你告诉多勃雷宁大使，并请他转告勃列日涅夫先生，中国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我们美国的客人，我们将按照美国的方式安排接待，而不是苏联式的。” 汉密尔顿·乔丹应诺一声，大步退出去。 卡特稳稳地跨前两步，用命令的口吻大声说：“泰伯森先生，请你从现在开始对‘空军一号专机’施行特警护卫，我将用它迎接中国客人。” 泰帕森站起身极为响亮地应了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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