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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到教授正给法医鉴定短训毕业生上课。在这群年轻人中间教授讲话的声音宏亮有力，不断离开主题讲些有趣的事，不时还开句玩笑引起年轻人的喝彩和笑声。他的讲课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教授把刚才用来在黑板上划出精彩图表的粉笔放下，两手按着讲台，沉默了一会儿。 “我希望你们合理运用你们的知识，”他声音不高、却充满深情地严肃说道，“要忠诚地为社会和祖国服务……绝不能对别人藏有坏心，记住人的伟大使命。” 接着教授谆谆教导学生避免自己的毛病，绝不要离开行善的轨道。他讲到了真理和公正，教导学生成为一个“不以夸夸其谈来掩盖自己不学无术”的正派人……这是父亲对不懂事的孩子的教导，很自然，显得有些守旧。他的宽宏大量的判断使人感觉不到他词藻的华丽，而对教授的豁达肃然起敬，因此，激起了一片掌声。 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为刚才与学生们动人的道别和自己的讲话而感动的教授在同他们谈话之前首先擦了擦湿润的双眼，仔细地把手帕叠好放回衣袋里。 “说真的，人老了就容易多愁善感……”他好象是在为眼泪和激动对客人表示道歉似地说道，“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你们能对我说些什么高兴的事啊？” 涅斯捷洛夫低下头在想，在侦查员没有开口之前他绝不抬头。侦查员心想，教授是在问涅斯捷洛夫，他也没有作答。沉默了半天，涅斯捷洛夫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给您带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是送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来的。” “哪个鲍里涅维奇？”教授顿时感到莫明其妙，问道。 “就是助教鲍里涅维奇，”涅斯捷洛夫沉痛地说道，“他看来是自杀的。”涅斯捷洛夫觉得血往脸上涌，但仍平静地补充道：“是在他家里发现的，头部被子弹击穿。” 教授用手模摸宽大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双手抓住了胸口： “我的上帝，”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发生的？”教授好象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夹紧下巴，无力地靠在转椅的后背上。他痛苦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用发抖的手捂着眼睛。 “怎么会这样？”他难过地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 教授难过极了，他悲痛欲绝，摇着头，莫明其妙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我还想要退休，”他大声说道，“我已为自己选好接班人，我教会他，使他站住脚。现在我把教研室交给谁呢！我是对他寄予希望的。难道真的是自杀吗？” 他沉重的眼皮垂了下来，为了不与侦查员的目光相遇，他专心致志地结着白大褂上的纽扣。 “不得不相信，”侦查员肯定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是自杀。” “这就不合逻辑，”教授带着责备死者的口气说道，“这个人从不承认世界上有自杀，他已为此写了论文。不合逻辑。好，去看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喘了口气，虚弱地迈开脚步向楼梯口走去。 在教授检查自己学生的尸体时，季娜伊达用手势叫涅斯捷洛夫过来。她站在打开的硬纸盒子前，从里面拿出一个铜手把放大镜、皮尺、海绵和解剖用具。她的脸、动作和身材都透着冷漠。她慢慢地抬起眼皮，痛苦地看着涅斯捷洛夫。 “这是怎么发生的？” 她的嘴唇歪斜，眼中含泪。 涅斯捷洛夫随便耸耸肩膀，把对侦查员说的话都告诉了她。他说得肯定、平静，甚至对自己惊慌失措，以致引起侦查员的怀疑也感到莫明其妙都对她说了。女助教机械地盖上纸盒子，沉思起来。脸上毫无血色，她好象因痛苦而丧失了生气。 “几点钟的事？”季娜伊达低声问道，“您听到枪声没有？” “八点半。”他肯定地答道。 “八点半？”她突然活跃起来，“这正是象命中注定的。我今天也是出了不少莫明其妙的事。今天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比哪一天醒来得都早，我还认为已经晚了，就挤命往电车站跑。” 接着她讲了她忘了带月票，换错车和电车遇上交通堵塞……” “我好象是有预感，近来一段时期他尽讲关于死。只是我没有事先预防这一不幸……” 她睁大的眼睛，痛苦的微笑都在祈求他人的信任。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涅斯捷洛夫惊奇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无论对我，还是对任何人从未淡过这些，也没有抱怨过什么……” “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坦率，”女助教暗示出自己与死者的亲密关系，说道，“自从他肺部发现阴影后，他就变得不自信，多疑，他认为他得了癌症。您是了解他的，他是非常容易被人说服的。这还不是全部。”她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不再想让您激动了，找时间再谈吧。您的脸色不好，要挺住，坚强一些。”她劝他，但没有说完，她不知为什么激动。 在这痛苦的一天，她是第一个同情他的，涅斯捷洛夫怎么能不同样对待她呢？ “坦白地对您说，季娜伊达，近来我也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我都为我的神经担忧。” “我禁止您这样想。”她装出严厉的样子说道，“您不过是劳累过度，神经衰弱而已，早就应当休息休息了。” 微怒的神色和严厉的命令都没有使涅斯捷洛夫同意她的说法。 “不，不，季娜伊达，不能闭眼不看我遇到的事。如果要发展成幻觉，那就糟了……” 感受到的一切使他疲惫不堪，他渴望安慰，并想把一切都说个痛快。 她明显地表示出难过，眼神露出不安。 “别难过，涅斯捷洛夫，别去想这些吧，您是坚强的，您不怕考验……” 她知道涅斯捷洛夫的健康在战争中受到损害，而且越来越坏，她乐于让他讲出真话。她正在麻利地在桌上摆着手术用具，不相信地讥讽地笑笑，心想，涅斯捷洛夫应当明白，他的一切异议都是多余的。谁也不信他的幻觉，他最好还是把这些全忘掉。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病，”他还一个劲儿地想得到她的同情，“因为我自己没有发觉。昨天我以为有人敲窗户，我醒来了；今天楼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清清楚楚地听到脚步声。我曾想，这是您的脚步声。您想象一下我那时的处境——隔壁房里躺着鲍里涅维奇，而走廊里有人偷偷地溜过……” 季娜伊达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好象开始同意他所谈的话了。他为她的同情所感动，急切地要他相信，这脚步声及其它都是他幻觉的产物，更可能脚步声是从邻居房里传来的，再说墙壁很厚，但脚步声是听不清楚的。 “我要侦察员相信，”涅斯捷洛夫说道，“楼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他停了停，微微笑着补充道：“侦查员好象在怀疑我……” “倒霉的一天。”季娜伊达好象是从痛苦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了，说道，“今天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这时解剖室里仍是按照常规在工作。解剖台上正在解剖，接待室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有时传来讲话和哭泣声。教授与侦查员在讨论问题。帕霍姆怀着极大的兴趣查看着鲍里涅维奇太阳穴上的伤口。他低头看看皮肤上的星状裂口，好象是想看清楚血管，并紧张地思考着什么。 在解剖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前，季娜伊达再一次翻阅了调查报告，然后放下文件，问涅斯捷洛夫： “您检查过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吗？” “是的。我还拍了照，画了平面图。” “您得出什么结论？” 他想起了侦查员对他吹毛求疵，粗暴地检查他的双手和衣服，好象在给他带来不必要痛苦的人的面前辩解，肯定地说道： “肯定是自杀。子弹射入颅骨，枪口顶着太阳穴开的枪，太阳穴上有火药灰，是‘那干’式手枪……”他受自己决心的鼓舞，说得更明确，“不管他侦查员怎样顽固，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 她用手势要他不再说下去，同情地点点，说道： “不值得回忆了，算啦，别再想啦。等解剖时再看吧。”她又压低声音补充道，“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缺乏经验的侦查员，再说遗憾的是这个人太急躁。他也不必归罪于您。他的证据是足够的：楼里除了您，一个人也没有。您自己太不谨慎，还有您的神经，在这种处境下，聪明的办法是不要引火烧身，让人家对您产生怀疑。侦查员可别受迷惑，谁也不会让他欺侮您的，再说也不会把您关进监狱。您要是不反对，我去向教授打个招呼……” 教授和侦查员向他们走来。 “科尔涅托夫坚持马上解剖。”教授说道，“您看怎样，涅斯捷洛夫？” “您知道，我们应当等十二个小时。”涅斯捷洛夫答道。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医生，”教授说道，“我们一起研究死因，一起签署报告。” “正确。”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解剖应当由别人来做……案件的见证人不能担任法医鉴定人。” 涅斯捷洛夫责备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讥讽道： “今天是见证人，而明天就会成为被告，那时就可以关起来了。” 教授很不满意，他对法医的异议总是感到很痛苦的，但对涅斯捷洛夫的解释，教授感到既没有委屈，也没有戏谑，这使他平静多了。 “小鸽子，”他对季娜伊达说道，“科尔涅托夫坚持立即解剖，只好让步。您来承担这次解剖任务吧。您也很难过，这我知道，但有什么办法呢。” 他驼着背，心情难过地站在她面前，好象在忍受着重病的折磨。教授知道他们关系密切，鲍里涅维奇曾说过，他们打算结婚，应当把这一解剖任务交给别人，但教授对季娜伊达的技术评价很高，每逢重要的解剖任务他都是请她来做的。 “我想，这次解剖还是您亲自做吧，”她胆怯地说道，“鲍思涅维奇对您也是很亲近的人。” 教授已多年不做解剖了，季娜伊达也是深知这一点的，她相信教授肯定会坚持让她解剖的。 教授拉起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哪儿行呢……我是不能再解剖了……请您来做吧，亲爱的，您就帮帮我这老头子的忙吧。” “科洛科洛夫，对我来说，困难也不少，您应当理解……我心乱如麻，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如果……”她不敢肯定地说道，“您同意和我一起在解剖报告上签名。” 教授表示愿意和她一起承担责任——两人共同在结论书上签字。 帕霍姆把天平和铜祛码放在桌子边上，摆上各种规格的好几把解剖刀和剪、骨刮、镊子。与平时不同的是原来大学生和实习生站的地方现在是教研室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站了。他们谅恐地看着面前摆着的尸体，好象仍然不相信，但他们明白，有天赋的同事确实已经死了。 “关于血管您是怎样想的呢？”教授关切地看着颞颥骨问道。 季娜伊达看了一眼颅骨上的窟窿，看了看伤口，子弹肯定卡在受伤的牙齿之间，她没有把握地耸耸肩膀。 “血管异常，几乎是垂直的，”她回答道，“手枪的子弹不象一般子弹那样滑行，因此枪筒与骨头之间的角度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子弹射线就会移位。子弹穿过左太阳穴，看来经过颅骨底部，卡在打碎的牙齿之间。” “您不觉得，”教授眼睛一直盯着探针继续说道，“在这种角度下用右手能扣动扳机吗？” “是的，是的，当然能……”她没有把教授的意见听进去，一边说一边在胶皮手套上洒上滑石粉，开始解剖。 教授紧张地看着女助教的动作，不住地点头，默默地称赞着她的工作。第一次观看人体解剖的侦查员难过地皱着眉头，闭上眼睛背过身去。涅斯捷洛夫站得稍远一点，两颊发红，眼睛发亮，这是由于难过出现的组织病态反映。 只有季娜伊达一个人表现得很镇静。她的双手动作轻松，自信，有条不紊地分解着人体各部位。她犹如一个机械师置身于一架机器的零件之中，一会儿拿起尺，一会儿拿起圆规，一会儿又拿天平或锋利的剪刀。皮尺十字形状地摆在心脏上，在心脏的纵横两个断面横竖都量过；动脉、主动脉、无数的血管、心瓣、组织等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一切都仔细检查一遍，摸一模，然后切开。 “真了不起！”涅斯捷洛夫心中对她给予应有的称赞，“多么熟练的解剖高手啊！她的技巧多么高超！在这方面谁也超不过她。” “淋巴扩大，”她继续摆动骨刮，说道，“这是自杀者的典型结构。苍白的皮肤带有发达的皮下脂肪。淋巴器官增生。” “判断过早，”教授说道，他是这一理论的反对者，“别急于下结论。” 他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观点。如果女助教不引用别的学者的理论的话，那教授可能还高兴。季娜伊达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不知为什么继续引用教授不愿意听的理论。 “牙腺扩大。巴特尔教授观察过大多数自杀者都有这种类似的偏向。”她从心包中把心脏取出来，拿在手上，继续说道，“这心脏比一般人的要小，主动脉特别细。本肯教授认为这是自杀者的特征。” “为什么她引用巴特尔和本肯的观点，”涅斯捷洛夫遗憾地在想，“尽引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她好象是有意的，难道是想以此来刺激教授和侦查员吗？为什么总是强调关于自杀的说法。这会使侦查员生气的。” 侦查员脸色苍白，带着迷惘的眼神在剪刀咯嚓咯嚓声中颤抖，他几乎站不住了，头昏，浑身出汗，觉得阵阵恶心。涅斯捷洛夫发现了侦查员的神态，背过身去。侦查员再也支持不住了，无法看下去了，也顾不得背后人的议论，走近窗户。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扫了一遍墙壁、房间，最后停在涅斯捷洛夫身上。涅斯捷洛夫突然颤抖了一下，继续看了一会儿女助教解剖，然后转身站到教授的背后。 “甲状腺也扩大了，”季娜伊达继续说道，“肾上腺则很小……米格斯拉维奇教授断定，这种异常现象百分之七十可在自杀者身上发现。” 要是在另外的场合，或者不是女助教而是别人，教授早就下令制止了。但对季娜伊达可不能这样，她的心灵状态是需要对她宽容一些的。 “小鸽子，您不必这样。”教授抑制住自己的不满，以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要老重复这些错误的理论。我们中的任何人也会有这种异常。不能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天生的组织缺陷。” 季娜伊达没有珍惜老师对她的宽宏大量，仍然莫名其妙地坚持说，天生的缺陷使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更加敏感，导致悲惨的结局。女助教的固执更加使人感到惊奇，她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祟拜这些理论。 季娜伊达对右肺特别感兴趣，她检查了好半天，弯下腰去用手摸，想弄清楚什么。她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组织，放在手上说道： “这是畸形瘤吗？……不是，不是。典型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使他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自从X光透射出肿瘤后，鲍里涅维奇就很不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患了癌症。”她看了侦查员一眼，又解释道，“一句话，这是癌。他烟瘾很大，吸烟人是易患这种病的。他对我、对科洛科洛夫，都这样说过，而且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您生气了，坚决不听他的。” 教授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想问她，但看到她肯定的眼神，赞同道： “他肯定说道，他对我什么都不隐瞒。他抽烟很多，甚至很过分。” 季娜伊达对这种半承认的说法并不满意，她就谈起，鲍里涅维奇不听她的劝告，坚持认为他肺部长了恶性瘤，是癌，他命在旦夕。 “他对您，帕霍姆不也说过吗？”她以同样悲痛的语调对工友说道，“您问他的身体怎样，他就说他的右肺不让他活下去了。” “好象说道，”帕霍姆吞吞吐吐地说道，“她说他有病，这是真的。” “他对您，涅斯捷洛夫，也这样说过。”她看看涅斯捷洛夫说，但没有停下工作，继续回忆道，“他对您说，他每天早晨感到不舒服，一早起来就感到疲倦和浑身无力。” “鲍里涅维奇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是在他重感冒之后说的。他并没有说过由于右肺上有什么病而为生命担忧的话。” “难道您忘了，”季娜伊达奇怪地说道，“您还对他说，别相信臆想出来的病，还是把它忘掉的好……瞧您多健忘！这一点对科尔涅托夫是很有用的。” 她回过头看着侦查员，好象是等他的肯定。他肯定地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涅斯捷洛夫问，他想回忆起这事。已经不只一次记不住事了，要不季挪伊达也就不会虚构了，她的脑袋很灵。 “据我的记忆，鲍里涅维奇对我是说过他身体不好，”一贯讲实话的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但是详细情况记不起来了。” 内脏器官的检查即将结束，下面该帕霍姆解剖了。用锯锯，用锤子敲颅骨的声音使侦查员更受不了，只好退到了门口。他几乎昏厥过去，这时他才深深懂得，他轻易地过高估计了自己。 检查颅骨腔时出现了不少意料不到的事。 “你们看，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她把头盖骨拿给教授看，用手指着横竖的骨缝，说道，“颅骨已硬化。上面有血管的痕迹，象硬壳。骨缝过早地编织在一起，有明显的棱线和凹线。从这可以看出挤压的状态。骨头透明。” “为什么她又援引科洛科洛夫的理论？”涅斯捷洛夫不解地想，“她是一向避免引用这一理论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安慰老头子吗？” 科洛科洛夫教授在自己讲授的法医课程中认为，自杀是颅骨骨头过早接合，头盖骨内部形成棱线和凹线的结果。大脑受到压迫、血液循环遭到破坏，压抑状态就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女助教对他的科学思想给予应有的注意，教授也就对刚才她引用他所反对的理论的离经叛道行为不过多计较了。 “是的，大脑比较大，”他着意地点点头，“有点受挤。因此脑血管弯曲交织在一起，血管硬化肯定无疑。” “这是对命运的讽刺。”季娜伊达苦笑道，“鲍里涅维奇曾怀疑您的正确理论，他更多的是谈自杀的社会原因。结果，他自己的结局证明他错了。这里面的血管，还象您教导我们的，已濒临死亡，因想到疾病而不安，痛苦加速了他的自杀。” 教授以目光对她表示感谢。 “看来你是对的，”他同意道，“他的颅骨不正常，胃里的食物也不少，这使他产生了自杀念头，看来是突然想自杀的，尤其他是冲动型性格的人。” 教授把尸体的右手弯曲了一下，仔细检查起来。他摘掉眼镜，好象眼镜妨碍他更好地观察死者的手似的。 “季娜伊达，”他喊道，“请您看一看手上有无药灰，太阳穴上火药灰是够多的。” 她把手的两面都查看了一遍，没有把握地答道： “难说。您来看看，涅斯捷洛夫。” 涅斯捷洛夫不满地耸耸肩膀：侦查员不是禁止他做鉴定人吗？ “什么也看不到，”他低声说道，“应当说没有药灰。” “您仔细看看，”教授对他说道，“火药灰往往是非常细微的，您嗅一嗅他的手。” 涅斯捷洛夫按教授的要求嗅了嗅，但什么味也没闻到。 “通常是这样，有时也根本没有火药灰。”教授考虑了一下，说道，“什么情况都有，这要看具体情况。” “您，涅斯捷洛夫，同意这种说法吗？”女助教很感兴趣地问道。 他和教授一样，同意她作出的结论。 “什么情况都有，”他逐字逐句地重复着教授的话，“这要看具体情况。” 帕霍姆这时正在查看死者的左手，他活动着死者的手指，仔细查看着。 “不是看那只手。”教授指出，“鲍里涅维奇不是左撇子。” “他不是左撇子，这我知道，”工友平静地答道，“但是用左手开的枪。” 除了涅斯捷洛夫外，谁也没有对工友说的话引起注意，涅斯捷洛夫对他射出疑问的目光，没有得到回答，于是问道： “您为什么这样想？” 帕霍姆善意地笑笑，耸耸肩膀说道： “不知道……我想是这样的……右手对难左太阳穴开枪不顺手。” “左手上有药灰吗？”教授问道。 “没有。”工友答道。 季娜伊达做出对这话不予注意的样子，她瞥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与其说是沮丧，倒不如说是惊异。 解剖结束了，侦查员为能离开解剖室而感到高兴。他急忙问道： “您的结论是什么？” 女助教用目光请教授先讲。 “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特征。”看到女助教的这一目光，教授说道，“衣服整齐，也没有殴斗的痕迹，没有抓伤和擦伤，一切都与估计的情况一样。” “您确认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侦查员问女助教道。 季娜伊达随便耸耸肩膀。 “我不能这样确定。我们认为是自杀，也好象是他杀。您知道，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留下证据的，这是您的事情，要收集证据。我们也不必过早下结论，等化验结果好了再说。” 她离开解剖台，脱下左手的手套，涅斯捷洛夫发现她的掌心和大拇指、食指涂着浓浓的碘酒。这是多么不祥的巧合呀！正是这几个手指在贴紧目标射击后会染上火药灰！涅斯捷洛夫吃惊的目光转到帕霍姆的脸上，他感到，工友正在得意地笑着。 “我回办公室去了，”教授对季娜伊达说道，“把报告拿来，我来签字。科尔涅托夫，化验室里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把结果送给您的。您，小鸽子，”他突然想起，“又一次走运啦，据说，您的射击成绩超过了所有的人。我曾想到地下靶场去看你们的射击比赛，可一直没有机会。科尔涅托夫，季娜伊达是我们的女骑士，射击很准，左右开弓。顺便说说，她是能想象出关于贴近目标射击会留下药灰这一好奇的工作的。她花很多精力来练习，要不她怎能获得优秀射手的荣誉。” “这算什么成绩，”她一边洗手一边说道，“满手都落上一层药灰，怎么也洗不掉，简直象刺上似的。手指也擦破了。这种‘那干’式手枪真差劲，象钝斧头似的后座力很大。您看，我更乐意使更现代化的手枪。” 她没有看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一起走出了解剖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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